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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第十八章 乱麻蕴藏(7)



    其实宋朝也做出过杰出的抵抗。例如众所周知的“岳家军”就创造过抗金的奇迹。直到宋代后期,还出现了坚持抵抗的惊人典范,那是在现在重庆的合川钓鱼城,居然抵抗了蒙古军接近四十年。这是蒙古军在所到各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更重要的是,在这四十年中,蒙古军的大汗蒙哥死在钓鱼城下,蒙古帝国产生了由谁继位的问题,致使当时正在欧洲前线并很快就要进攻埃及的蒙古军队万里回撤。从此蒙古帝国分化,军事方略改变,世界大势也因此而走向了另外一条路。元朝的建立也大大地减少了血腥气。因此有人说:“钓鱼城独钓中原,四十年改变世界。”

    钓鱼城保卫战为什么能坚持那么久?历史会记住一位最重要的早期决策者,那就是主持四川军政的余玠。他针对蒙古骑兵的弱点,制定了守踞山险、以逸待劳、多用夜袭、严控粮食等重要方针,并且安排当地民众在战争的同时继续从事耕作诸业。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克敌制胜的完整良策。可惜余玠在指挥这场战争的十年之后,被朝中的嫉恨者所害。后来的守将继续坚持他的方针,又守了整整三十年。

    前不久有一批韩国余氏宗亲会的老者找到我,说他们的先祖是在宋朝时派到韩国去的高官。我笑了,指了指我身边的助理金克林,说他的祖先是明朝时从韩国到中国传教来的教士。我说,人们的迁徙每每超越国界,但有一些人应该被不同源流、不同国家的人共同记住。宋代的余玠就是一位,他是我们余家稀有的骄傲,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余姓的名人少之又少。

    钓鱼城关门那么久,也毕竟有打开城门的一天。这是大势所致,只能如此。全国只剩下这座孤城,继续抵抗已失去任何军事意义。最后一位主帅王立得知,如果元军破城,城中十几万百姓很可能遭到屠杀,而如果主动开门,就可以避免这个结果。在个人名节和十几万生命这架天平上,王立选择了后者。元军也遵守承诺,没有屠城。

    一个月后,南宋流亡小朝廷也覆灭了。

    只有一个人还保持着不可覆灭的气节,那就是文天祥。他是状元、学者、诗人,做了宰相,誓死不屈,把宋代文人的人格力量做了最后的展示。元朝统治者忽必烈对他十分敬佩,通过各种途径一再请他出任宰相,并答应元朝以儒学治国。但文天祥说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只想舍生求义。

    由于文天祥的坚持,民间就有人借各种名目起义,准备劫狱救出文天祥。这对建立不久的元朝构成了很大的不安定成分。忽必烈亲自出面劝说文天祥不成,只得一再长叹:“好男儿,不为我用,杀之太可惜!”文天祥刚就义,忽必烈的阻杀诏旨赶到,却已经晚了一步。

    文天祥留给世间的绝笔书是这样的: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原来,他把自己的死亡看成是一个实行儒学的文化行为。中国文化一旦沉淀为人格,经常会出现这种奇崛响亮的生命形象。这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多见。

    八

    按照中国历来情绪化的黑白思维,文天祥的舍生求义很容易给元朝和忽必烈打上反面印记。

    其实,历史永远以一种简单的外貌掩饰着一种复杂的本质。民众要求简单,勾画出一个个“易读文本”,并且由此拒绝复杂。这实在是人们的一大误区。

    民众不愿意想象的事情倒很可能是真实的。例如,文天祥就义那天,他心中未必存在对忽必烈本人的多大仇恨;而当时上上下下最不希望文天祥离世的,恰恰正是忽必烈。

    历史只要到了这种让两个杰出男子毫无个人情绪地默默对峙的时分,总是立即变得十分深刻,每个时辰都有万钧之力。中国人的历史观,实在被那种故事化的浅薄深深毒害了,已经难于品味这种互相激赏中的生死对立,已经无法体验这种相顾无言中的冤家知己。

    因此,我想在崇敬地悼念过文天祥之后,立即做出这样的表述:忽必烈是一位杰出的统治者,他比不少宋朝皇帝优秀得多;元朝是一个很好的朝代,它又一次使中国真正地回归于统一,而且是一种更加扩大、更为有效、更不封闭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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