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脉(全文在线阅读) > 第二十一章 六百年郁闷
一
我早就发现,现代中国人对古代文化的继承,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这件事一直让我很伤心。
这是因为,中华文化的格局和气度到了明清两代已经弱了、小了、散了、低了,难以收拾了。
也有不少人想收拾。甚至朝廷也有这个意思,一次次组织人马编大型辞书。但文化的基元是个体创造,与官方声势关系不大。通过个体创造把文化收拾成真正大格局的,在明清两代六百多年间,我看也就是王阳明和曹雪芹两人。
其他人物和作品,近距离看看还可以,如果放长远了看,或者放到国际上看,就不容易显现出来了。
怎么会这样呢?
这与社会气氛有关。气压总是那么低,湿度总是那么高,天光总是那么暗,世情总是那么悬,禁令总是那么多,冷眼总是那么密,连最美好的事物也总是以沉闷为背景,结果也都有点变态了。
造成这样的社会气氛,起点是朱元璋开始实施的文化专制主义。
二
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一样,朱元璋的文化专制主义是一种系统的设计、严密的包围、整体的渗透、长久的绵延。
由草根起家而夺取了全国政权,朱元璋显然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他按照自己的政治逻辑汲取了宋朝和元朝灭亡的教训,废除宰相制度,独裁全国行政,滥用暴力,大批诛杀功臣,强化社会管制,实行特务政治。这么一来,国家似乎被严格地掌控起来了,而社会气氛如何,则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他还直接问津文化。他在夺权战争中深知人才的重要,又深知掌权后的治国更需要文官。他发现以前从科举考试选出来的文官问题很大,因此经过多年设计,他为科举考试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制度。那就是文官必出自科举,考生必出自学校,考题必出自“四书五经”,阐述必排除己见,文体必符合八股,殿试必掌控于皇帝。这么一来,皇帝和朝廷,不仅是政治权力的终端,也是学位考试的终端,更是全国一切文化行为和教育事业的终端。
这一套制度,乍一看没有多少血腥气,却把中华文化全盘捏塑成了一个纯粹的朝廷工具、皇家仆役,几乎不留任何空隙。
当文化本身被奴役,遭受悲剧的就不是某些文人,而是全体文人了。因为他们存身的家园被围上了高墙,被统一了话语,被划定了路线,被锁定了出口。时间一长,他们由狂躁、愤怒而渐渐适应,大多也循规蹈矩地进入了这种“文化—官僚系统”。也有一些人会感到苦闷,发发牢骚。尽管这些苦闷和牢骚有时也能转化为不错的思想和作品,但无可讳言,中国文人的集体人格已经从根子上被改造。
与此同时,朱元璋对于少数不愿意进入“文化—官僚系统”的文人,不惜杀一儆百。例如,有的文人拒绝出来做官,甚至为此而自残肢体。朱元璋听说后,就把他们全杀了。更荒唐的是,他自己因文化程度很低而政治敏感极高,以匪夷所思的想象力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文字狱,使中华文化从最高点上笼罩在巨大的恐怖气氛之下。
文字狱的受害者,常常不是反抗者,而是奉承者。这个现象好像很奇怪,其实很深刻。奉承,未必被接受;受迫者,也未必能够证明反抗过。这中间没有等号,不能进行直接推理。
例如,有人奉承朱元璋是“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他居然看出来,“生”是暗指“僧”,骂他做过和尚,“作则”是骂他“做贼”。又如,有人歌颂他是“体乾法坤,藻饰太平”,他居然看出来,“法坤”是暗指“发髡”,讽刺他曾经剃发,而“藻饰太平”则是“早失太平”。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那些原来想歌功颂德的文人当然也都逃不脱残酷的死刑。这些人的下场尚且如此,稍有一点不同见解的文人当然更不在话下了。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
恐怖培养奴才,当奴才也被诛杀,那一定是因为有了鹰犬。
据我判断,一个极权帝王要从密密层层的文翰堆里发现哪一个字有暗指,多数不是出于自己的披阅,而是出于鹰犬的告密。例如前面所说的由“法坤”而联想到“发髡”,就明显地暴露出那些腐朽文人咬文嚼字的痕迹,而不太符合朱元璋这么一个人的文字感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