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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第十八章 乱麻蕴藏(5)



    朱熹是一个集大成者。他的学说有一种高贵的宁静,企图为中华文明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永恒体系,并为这个永恒体系找出一个唯理论的本原。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为长期处于散逸状态的儒家教诲找到宇宙论和本体论的基础。他找到了,那就是天地万物之理。因此,他也找到了让天地万物回归秩序的理由,找到了圣人人格的依据,找到了仁义礼智信的起点。

    为此,他在儒学各家各篇的基础上,汲取佛学和道学的体系化立论法则,对天地万物的逻辑进行重新构造。他希望自己的思考获得感性经验的支持,因此用尽了“格物致知”的功夫,而且他相信,人们也只有通过感性经验才能渐渐领悟本原。这样,他就把宏观构建和微观实证的重担全压在自己身上了,近似于以一人之力挖几座山、堆几座山、扛几座山。这种情景,直到今天想来,还让人敬佩不已。

    朱熹长期担任地方官,对世俗民情并不陌生,太知道普天之下能够理解这种高层思维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停步,反而越来越把自己的思维推向无与伦比的缜密与完整。他是这样,他的诸多同行,包括反对者们,也努力想做到这样。这种极为奢侈的精神博弈必须建立在密密层层的文化基座之上,建立在心照不宣的文化默契之上。只有宋代,具有这样的基座和默契。

    正由于对世俗民情的了解,朱熹又要在高层思维之余设计通俗的儒学行为规范,进行教化普及。这种设计,小而言之,关及个人、家庭的涵养观瞻;大而言之,关及国家、社稷的仪态程序。他想由此使自己的唯理哲学付诸实践,使天下万物全都进入合理安排。这种企图,并没有流于空想,而是切切实实地变成了“三纲五常”之类的普及性规范,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

    在这方面,负面影响也是巨大的。因为这显然是以一个抽象的理念压抑了人性、否定了个体、剥夺了自由。而人性、个体和自由,在中国长久的宗法伦理社会中本来就已经十分稀缺。

    好在这是在宋代,朱熹的设计遇到了强大的学术对手,例如陆九渊、陈亮、叶适他们。这些学术对手所播下的种子,将在明代开花结果,尤其在我家乡的王阳明手上将爆发一场以“心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为近代思维做出重要的远期铺垫。顺便说一句,王阳明是欧洲文艺复兴大师们的同时代人物,他比米开朗琪罗只大三岁。当然,那是后话了。

    再回到朱熹。他在公元十二世纪和公元十三世纪交叉的当口上去世,可见公元十二世纪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灿烂年代。他是在一个中午停止呼吸的,据他的学生蔡沉记载,那时候,狂风大作,洪水暴发,巨树连根拔起,如山崩地裂,其声震天。

    七

    在朱熹去世后的十年之内,还有两个重要的文化人相继去世:一个是陆游,一个是辛弃疾。

    提起这两位杰出的诗人,立即又让人想起宋朝风雨飘摇的军事危难。

    很奇怪,这种危难其实所有的人都感受了,包括朱熹和其他哲学家在内,为什么一到陆游和辛弃疾身上,才让人加倍地震撼呢?

    我想,这就是诗人和哲学家的区别了。诗人是专门来感受时代风雨的。他们捺不下性子来像朱熹他们那样长坐在屋宇的书架前深思熟虑,而总是亟亟走到廊外领受骤变的气温,观察可疑的天色。他们敏感,他们细致,他们激动。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衣衫飘飘地消失在荒野间了。人们可以远远地听到他们的声音,不知是呐喊,还是歌吟。

    辛弃疾获知朱熹去世的消息后,又听说有关当局严禁参加悼念仪式。他立即起身前往,并致悼词:“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这便是诗人特有的勇敢。如果不是当局严禁,辛弃疾倒未必亲自前往。

    这样的诗人,面对外族入侵时的心灵冲撞,当然远远超过朝廷战将和广大民众。

    因此,陆游、辛弃疾不仅成了宋代,而且也成了整个中国古代最爽利、最典雅的抗战话语的营造者。

    但是,在中国历史上,慷慨激昂的抗战话语并不缺少,为什么到了陆游、辛弃疾那里,便达到了难于企及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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