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掉虚名的包袱

　　第四章第4节卸掉虚名的包袱

　　名利之中，名尤其是第一大关，很多人确实对利无兴趣，不想发大财焉，不想做大官焉，不想抓大权焉，不想致训词而接受欢呼焉。但对名却往往放不下，而且千方百计弄到手。

　　原宪问什么是可耻的事情，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国家的发展上了轨道，像我们这一类的人，就用不着了，我们不必去占住那个职位，可以让别人去做了。如果仍旧占住那个位置，光拿俸禄，无所建树，就是可耻的。另外，国家没有步入正轨，而在位置上，对于社会国家没有贡献，也是可耻的。

　　可是说得容易，做起来却是很难的。名利浓于酒，酒不醉人人自醉。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谁不好名呢？然而死后怎知身后名？因为好名，所以也就有了沽名钓誉的人，这虚名真正累坏了不少人，古往今来少有人能真的摆脱名利心。

　　柏杨先生也对虚名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名利之中，名尤其是第一大关，很多人确实对利无兴趣，不想发大财焉，不想做大官焉，不想抓大权焉，不想致训词而接受欢呼焉。但对名却往往放不下，而且千方百计弄到手。”确实，有些人可以抵制金钱的诱惑，却不得不向虚名低头。每个人都有一种被人承认与肯定的心理，这是正当的荣誉需求，一旦过度，就变成了对虚名的追求。虚名如一件心灵上的包袱，在世间行走的过程中，不断加重，直到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有一个书生因为像晋人车胤那样借萤火夜读，在乡里出了名，乡里的人都十分敬仰他的所作所为。一天早晨，有一人去拜访他，想向他求教。可是这位书生的家人告诉拜访者，说书生不在家，已经出门了。来拜访的人十分不解地问：“哪里有夜里借萤火读书学一个通宵，而清晨大好的时光不读书却去干别的杂事的道理？”家人如实地回答说：“没有其他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要捕萤，所以一大早出去了，到黄昏的时候就会回来的。”

　　这个故事读来令人啼笑皆非，车胤夜读是真用功、真求知，而这个虚伪的书生真的好学到这种地步吗？放着大好的时光出门捕萤，黄昏再回来装模作样地表演一番，完全是本末倒置，“名”是有了，但时间一长肯定会露出马脚。

　　有真才实学的人是用不着去用所谓的“虚名”来证明自己的学问或者是优秀之处的。放眼那些有真正实学的名人、伟人，他们都是对虚名抱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的。恩格斯一直都极其反感别人称他为“导师”，他在给普列汉诺夫的复信中，第一句话便是：“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叫恩格斯。”曾两次荣获诺贝尔奖的居里夫人，把金质奖章给孩子当做玩具，且语出惊人：“我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荣誉就像玩具，只能玩玩而已。”扬名天下的弘一法师，对“法师”、“老法师”等此类的名称十分反感，总是要求别人在写书或称呼他时除掉。

　　在中国学术史上鼎鼎有名的钱钟书先生，对待虚名的态度较之其他排斥虚名的伟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横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风靡海内外。有外国记者如是说，“来到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看万里长城，二是见见钱钟书”，简直把他看做中国文化的“奇迹”与象征。一些人不远万里，从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地来“朝圣”，然而，他却常常闭门谢客，避之唯恐不及。

　　曾有一次，一位英国女士来到中国，给钱钟书打电话，想拜见他，钱钟书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他越是避客，便越是有人想见他。于是，他不是客客气气地辞谢，就是借故以病推托，甚至毫不客气地拒绝。记者们偶尔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直闯上门，他便立在门口，小谈片刻，时刻作出“送客”的姿态；或放进客人，又缄口不言，绝不谈自己，更不透露自己的生活、创作情况，常常弄得记者们狼狈不堪，空手而返，很难有什么收获。

　　名人对待虚名的态度不禁让我们想到对煤的赞言：煤，从不披上华丽的外衣，称它黑子，它毫不介意；赞它乌金，也不沾沾自喜。为了把光和热能贡献给人类，心甘情愿地化为灰烬、尘泥。的确，做人也应该像煤一样，唯有卸掉那些附着其上的东西，才能发挥其最大的功用。卸掉心灵上虚名的包袱，人生自然多几分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