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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书·母子情(8)


  我知道信心和激情是点燃儿子生命之火的源泉,所以不管多难,我每天都强迫自己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会笑了,怎么对着镜子笑,都像哭。好几次,我对着镜子练笑时,居然练哭了!我必须笑,我不能哭,我必须在推开儿子病房门的第一时间,让儿子看到的是我的笑。我的笑是儿子的第一缕阳光,第一剂良药,他会因此而受到感染,因此而高兴快乐!
  儿子也慢慢地变得乐观了。尽管训练那么残忍,尽管训练过程中他痛得血泪横流,回到病房时,他的脸上始终挂满了笑。
  他把我们的训练称为长征。每次训练开始时,他就叫:“妈妈,出发了,继续长征!”
  大家都笑了,问:“小家伙,还有多少公里?”
  嘉鹏说:“不多,还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公里。”
  大家又笑:“人家长征都是自己走,你怎么要妈妈搀着呢?”
  嘉鹏说:“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么。我的年龄不够,所以毛主席语录第224条指出:王嘉鹏同志长征可以由他妈妈陪着。”嘉鹏学的是湖南腔,把病友门逗得快乐地大笑。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这五年里,我儿子看到了太多的苦难与生死。所以,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生与死后,他也慢慢地明白了活着的可贵,懂得了生命的重要,他学会了珍惜生命珍惜自己,学会了改变命运改变自己。
  别看我儿子现在这么聪明,还考取了国外的研究生,你知道吗,那场空难,让他不仅变成了高度残疾,还差点变成了傻子!
  我们刚转院到博爱医院时,我儿子的大脑也因出血严重而变成了交通性脑积水。交通性脑积水跟脊椎损伤一样,也是目前还没有攻克的顽症。脑积水的严重后果,一是智商大幅度降低,二是导致更严重的残疾。我当时听了浑身发冷,医院里又恰恰住着这样一位因脑积水而痴呆和瘫痪的病人!
  那时,我儿子把儿时的记忆全忘了。
  为了给儿子恢复记忆,我和医生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想到的是教他背英语单词。但是一天只两个单词他都记不住,太难了!为了不让儿子知道他几乎变成了傻子,我和医生都瞒着他,不说他大脑有问题。药瓶上写有药物功能的商标,我们也把他撕去了。我们就是每天教他背英语单词。一个记住了,两个记住了,慢慢地很多单词都记住了。这医院里的医生都是高才生,都会英语,他们就成了孩子的业余辅导老师,每天都用英语跟孩子对话。孩子的兴趣也空前高涨。他把学英语当成了与脑积水斗争的最好武器和最大乐趣。
  孩子从小就爱学习,成绩好,现在见他学英语这么带劲,我又想了很多。我想,做母亲的尽管愿意伺候儿子一辈子,但那不是疼爱孩子的最好办法和方式,最好的办法和方式,应该是给他一根人生的根拐杖,让他自己走;给他一双人生的翅膀,让他自己飞。既然他对学英语有了这么大的兴趣,我就要让他的这种兴趣成为他的一种旺盛的热情,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成为一种前进的动力。
  于是我又让他再接再厉地学小学中学的其它课程。我每天都表扬他,鼓励他。我请医生和病友也每天都表扬他鼓励他。让学得更有信心,更有滋味。因为我知道,正在成长的孩子最喜欢的是你对他的认同,最喜欢的是你对他的赞美和表扬。越赞美表扬就越有信心和劲头。“嘉鹏,又学了这么多啊,了不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呢!”“嘉鹏,这个问题好难呢,我上学的时候,用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你一下子就明白了,将来肯定会考取大学!你看叔叔这么笨都考取了,我们的小嘉鹏更不用说了!”“嘉鹏妈妈,你现在就得给嘉鹏准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学费啰!”
  叔叔阿姨们的表扬和鼓励,让儿子整天都心里美滋滋的,越学越有劲。一位自愿给他补课的奶奶说:“我教了一辈子书,我没见过学习这么拼命的孩子!”
  孩子真的是沉醉在知识的海洋中去了。他在学习中的确找到了乐趣,找回了信心,找回了人生的坐标和尊严。他见人就请教,见缝就插针,他把学习当成了娱乐的最好方式,当成了治病的最好药方。他说他学习时,的确有时候不知道痛苦了。
  白天病房里人多,他就滑着轮椅到外面去看书,晚上趴在床上继续学。因为趴着看书,腹部的压力大,肚子经常疼痛难忍,他就歇息一会儿。医院晚上10点清房息灯。他就在外面的大厅里看。为了既不影响训练又不耽误学习,他把自己锁在站柜里,一边练站功一边看书学习。一般人在柜子里站不了多久,他却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有了方向和动力,就有了无穷的力量和希望。
  就这样,他在五年里学完了高中的所有课程,熟练地掌握了电脑,并能十分流利地与外宾对话!
  成功是为那些矢志为学的苦孩子准备的,是为那些有准备的人准备的。
  1997年,也就是嘉鹏空难后的第四年,嘉鹏被北京市残疾人篮球队和游泳队双双看中。凭着对水的特殊感情,嘉鹏选择了游泳队。他由一个大小便都失禁三年的截瘫患者,成了一名残疾人运动员。
  1998年,他以全世界第一的成绩,考取了挪威世界联合学院!这是一所世界红十字协会主办的、闻名世界的大学,只在86个国家招生,一个国家只招一人!我的儿子荣幸地金榜题名!我的儿子终于凤凰涅槃了!
  
  王嘉鹏从挪威发来的电子邮件:
  考上挪威世界联合学院,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1997年初,挪威的松娅王后访问中国时,参观了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在参观了博爱医院后,她表示,愿意为中国的残疾事业培养一名人才。王后是个言而有信的人。8月,考试通知就贴在博爱医院的大门口了。要求是相当于高中毕业、英语达到中级 、会电脑、生活能自理的肢残学生,当时所有的医务人员和病友都鼓励说:“嘉鹏,努力啊,这个机会简直就是为你准备的!”
  在成千上万的考生中,我和其他三位脱颖而出。一位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大二学生,一位是荣获北京十佳残疾青年的中考生,一位是应届高中生。四人中,我年纪最小,伤残最重。
  我知道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但不知为什么,我那几天感觉特别好,特别自信,我就认为非我莫属。看着妈妈紧张的眼神,我极为自信的说:“妈妈,看我的!”
  复试时,我是最后一个。三位外籍考官,三位中国考官。考官说:“若英文回答不上来,可用中文回答。”我很自信的说:“既然考外国的大学,我就用外语回答。”说得考官开心地笑了。他们轮番提问,我都从容对答。一位考官忽然问:“学院因为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经常举办论坛,如果有同学不了解你的国家,对你的国家产生偏见怎么办?”


作品集彭学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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