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吹起的轻叹

        周作人和亲戚寄住在杭州时，他喜欢上了隔壁家的三姑娘，然而大半年都没有向她表白过，也没说过什么话，只是保持着那种淡淡的恋慕。后来因为母亲生病离开了杭州，一个月后，听说三姑娘得病死了。周作人说：“我那时也觉得很不快，想象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12岁时胡也频暑假回家，家人办了酒席为他接风，在相熟和不熟的亲戚当中，他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她刚送他一个自己叠的塔，然后就被大人拉走了。从此再无音讯。相思一晃七年，胡也频再回到家时见到了她，她却出嫁两年了，还有了孩子。于是他们彼此安静而礼貌地问好，天南地北地说着许许多多零碎的话，把所有想到的事情都说了一遍。胡也频却始终没向她说：“表妹，你还记得么，七年前你折叠的那个纸塔，还在我箱子里呢!”

        季羡林在哥廷根留学时和迈耶一家住同一条街。由于写论文需要打印稿，自己不会打字也没有打字机，而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会打字又有打字机。于是夜里常常是一个打字，一个在身边静静地坐着。由于当地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少，季羡林形单影只，于是常常被邀请到迈耶家做客。考完试，季羡林也就带着多种不舍离开了这个城市。几十年之后再回到这个城市想要联系伊姆加德，已经杳如黄鹤。于是季羡林在老年时感叹：“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沈从文当年在中国公学任教时爱上了张兆和，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猛追，张兆和招架不住甚至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多方坎坷，有情人终成眷属。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岁月，在沈从文最困难的日子，是张兆和给他以力量、信心、安全感。沈从文在曾经的一封情书里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21岁时张爱玲的门铃被胡兰成按响，张爱玲没有开门，只在猫眼上默默看着，一任心像一口钟，猛被一根粗木撞击着。看着胡兰成的背影，张爱玲知道自己爱上了胡兰成。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畅谈五六小时之久。后来胡兰成要一张她的照片，张爱玲就去照相馆用心地拍照，相片的背面她写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1979年9月30日荷西潜水意外丧生，三毛痛不欲生。许多年后，三毛仍旧在想荷西，总是在心里头自言自语：“感谢上天，今日活着的是我，痛着的也是我，如果叫荷西来忍受这一分钟又一分钟的长夜，那我是万万不肯的。幸好这些都没有轮到他，要是他像我这样地活下去，那么我拼了命也要跟上帝争了回来换他。”

       启功和妻子章宝琛的结合完全是“父母之命”，但婚后生活幸福。妻子一直是启功艰苦生活的最大支持，她省吃俭用，把家里的日常开销都计划得井井有条，还为启功买书画留下特殊的需要。启功从中得到了最大的包容以及最满足的幸福感。章宝琛逝世后，启功坚决拒绝好心人的牵线：“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以哀泣的缪斯形象承担了沉重的命运，支撑她的除了对祖国对故土的热爱，还有终生为伴的爱情信仰。

        阿赫玛托娃二十岁时嫁给了古米廖夫，在此之前因为她的拒绝，古米廖夫曾经多次自杀，纵然古米廖夫情深款款，两位诗人还是未能完成相沫以濡的人生模式。她说：“我们俩作未婚夫妻的时间太长了，我在塞瓦斯托波尔，他在巴黎，等到１９１０年结婚时，他的激情已经消耗殆尽了。”八年后这段波澜起伏的姻缘结束了，同年阿赫玛托娃嫁给了学者希列依科，此人很神，精通四十门语言。但希列依科很反感阿赫玛托娃写诗，也不愿意生儿育女。短暂的两年婚姻后两人分居了，并于1928年正式离婚。

        1922年阿赫玛托娃与普宁相识，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同居生活。虽说是同居，事实上情况更为复杂离奇，一起生活的还有普宁的妻子阿莲斯及女儿伊琳娜。

        阿赫玛托娃才貌双全情史不断，帕斯捷尔纳克也对她倾慕多年，时常叹息着说，倘若没有阿赫玛托娃，他就无法活下去。1945年，36岁的牛津学者以赛亚．伯林爱上了这位比他年长二十岁的女诗人，这场惊世之恋使阿赫玛托娃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中。斯大林获悉两人会面后说了句，如今，我们的修女和英国间谍勾搭上了。1946年阿赫玛托娃被日丹诺夫下了判词——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随即她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虽然阿赫玛托娃诗名远播，但她的作品长期处于被禁止发表与出版的局面，为了糊口，这位优秀的女诗人只能去做普希金的学术研究以及外国诗歌的翻译工作。

        著名的冷战开始了。阿赫玛托娃与伯林天各一方，被迫成为两个世界。1966年，阿赫玛托娃死于心肌梗塞，享年七十七岁。

        诗人都是敏感脆弱的，在与糟糕的世界对抗中，诗人为了坚守个人的纯真宁可自戕。但阿赫玛托娃并非如此，在她漫长的人生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熬过了冷战。1921年古米廖夫因为反革命罪被枪决，此后，俩人的儿子列夫三入监狱，罪名都和他的名人父母有关。她承受了比一般人更为深沉的痛楚，且总能忍耐着挺过来，就像九条命的猫一样。更难能可贵的是，阿赫玛托娃被命运鞭笞时模样并不难看，相反的，她从来都以雍容风度著称。即使在政治恐怖导致的经济危机年代，贫困的阿赫玛托娃也固守着知识分子的尊严，仍然是那个裹着深色披肩，紧抱双臂，头发挽于脑后，神态举止宛若女王的贵妇——这也正是1946年伯林所看到的那个阿赫玛托娃。苦难把她折磨成一位顽强坚韧的女人，像这样有着强大生命意志力的女诗人，本来就是一个奇迹，有太多诗人在和命运掰手腕时自断其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