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芳容肩背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全国“肃反”运动掀起高潮。县西部一个有名的小镇中心小学的教导主任被“肃”，由两名公安人员从课堂上黑板前给戴上手铐带走了。那时,我才一岁多，自然不知道带走的教导主任就是我的父亲。据母亲后来经常诉说，父亲走时，家中仅存父亲教书一个月的薪水那三斗苞谷——恰好吃完，父亲的判决书寄了回来。不识字的母亲请人念曰：有期徒刑三十年！

　　面对我母子如此重大的打击，我祖母和我大伯父却没有半点同情心，却生怕添人进口多了麻烦。说是“无庄不寄牛”（指我父亲已不存在这个家庭），倒给我母亲指了两条路：一是将她作为活寡变卖；二是要她尽快另嫁他人。但有个原则：得把我留下，由母亲带着我的哑姐走人。

　　当年，我的母亲还不满二十三岁。父亲拘走判刑，已是晴天霹雳；祖母与大伯父的行径更是朝母亲心的伤口上抹盐撒胡椒面，在多蹇的命运中雪上加霜。但母亲并没有屈服于祖母和大伯父的威逼，也没有听从街邻好心人的“你等到何年何月是个头、有个啥指望啥希望何不早嫁他人”的劝告，搂着我和哑姐说：“这就是我的希望”。毅然决定自立门户，生死不要祖母、大伯过问。

　　母亲的个头长得很高大，肩背很宽。从此，她的肩背担起了母子三人的生活重担，担起了她异常苦难艰辛的人生。为了养家糊口，置起了扁担箩筐，下乡收购黄豆，干起了打豆腐的营生。豆腐换钱作本钱，赚下的只是豆渣面子，成为我母子赖以生存延续生命的主食。偏是哑姐吃不得那东西，不吃又不行，一吃肚子就疼，连饿带疼，七岁上就丢了小小性命。

　　母亲又有了殇女之痛，肩背上的担子越挑越重，生活的苦难越沉。有一次挑起一百五十斤黄豆担子，朝肩背上一拱，顿觉下身有异，但却如醉酒男人样，负担而归，却挣扎成**脱垂的毛病。从此再也不能挑担子了，连走路也不能利落一步。可我已到了上小学的年岭，母亲咬咬牙，还是领我去学校报了名。不能做豆腐卖了，唯一能贴补母子生计的是越卖越少，直至贱卖光的她的陪嫁柜屉。

　　天无绝人之路。小镇供销社开始号召街道居民加工棉线土布，母亲拣起了当姑娘时学会的技艺，理着土织机经线纬线的千头万绪，理不清生活中的一团乱麻。织土布是手脚心脑眼一样不能使闲的活儿。夏天，母亲宽厚的肩背上汗湿成一片；冬日抛梭兜风，母亲的双手被寒风一扫，开裂成长短交织的裂痕；一抛梭，细血珠直冒，火辣辣疼，可还得织下去。两天织得出一匹土布，可获得5毛钱的工资呀。按当时的粮价，母子二人买粮吃饭基本有了保障。偏是我小时侯吃豆渣面子也落下了胃疼的疾病，却无余钱吃药，只好硬挺着。幼小时，母亲拐磨不停的肩背是我入睡的温床，母亲不下织机的肩背，是我贴心止疼的病床。

　　谁也难以置信，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手无分文的母亲用她那抗得住磨难的肩背安葬了兄长（我的大伯父），代夫安葬了“高堂”（我的祖母），用她那不计前嫌的肩背背起两个浮肿如佛的侄儿（我大伯父的两个儿子），给人把好话说尽，送进了孤儿院由公家给吃给抚养。不料孤儿院没办三月就撤了，我的两位堂兄无亲可投，母亲并不推诿侄儿，认为自己应该继续收养。粗茶淡饭，拆洗补浆都承担在自己身上。拿什么养活一子两侄呢？土布加工也停了，断了每日二、三角钱收入的希望。母亲说，她的肩未垮，背未驼，是可以找到活儿干的。老天不灭无路之人，便找到农村建筑队去揽粗活干揽重活干。用她那不屈不挠的肩背，背砖上墙，背瓦上房，背着泥沙，背着灰浆。

　　我的两位堂兄先长大成人，母亲为他们找到了并不算好的工作，只说是有了安身立命的地方。母亲觉得肩上的担子轻了许多，发誓要供我念完小学，上中学，再上大学。可是我小学毕业后，因“根不红苗不正”，从此——至今就再也没有进过学堂门。

　　那时，我已懂得为母亲分忧，马不停蹄地去学窑匠、木匠、砌匠，修公路修铁路需要民工，能上的我也上。不过，母亲的肩背劳作并没有停歇下来。到1973年春，她终于为我积蓄了71元钱，为我张罗娶亲。看来，在她人生历程上完成了一桩大事。她那高兴劲儿，如树起了一方人生里程碑般那么荣耀那么辉煌！

　　1979年秋，我的人生转入了春天，已值而立之年的我被县“特招”，偕妻携子进城，来到文化部门工作，走上了专业文艺创作道路。可母亲说我月工资太低，不足以养妻育子。她说她要帮助我，在家乡小镇上摆起了服装摊。进货提货，年过花甲的母亲仍然坚持长途乘车，跑襄樊，到武汉，肩背上驮着大包小包，上下汽车，挤钻火车，她的肩背上驮起的又是两个孙子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