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母亲节到了，谨以此文，祭奠在天堂的母亲。

　　——题记

　　母亲18岁和父亲结婚，父亲年长母亲十五岁。

　　和父亲一样，母亲一家也是因老家闹灾、无法生存而逃荒到了大连。

　　母亲和父亲是老乡，两人的老家相距十几里地。

　　母亲天生性格倔强，脾气暴躁。母亲讲，之所以和父亲结婚，是因为我姥爷认为，他家三丫头脾气不好，要是嫁不到好人家，早晚得让人家砸死。我姥爷通过认真、仔细、多方打听后，了解了我父亲一家人的情况，决定将他的三丫头嫁给我父亲。

　　在我父母结婚的那个年代，儿女的婚事由父母做主，但我母亲并不买账。你说好就好啊，他大我那么多，还不知长个啥样。母亲偷偷地去相看父亲。这老头，岁数大了点，但长得身板健壮，鼻直口方，倒也仪表堂堂。

　　十八岁的大姑娘结婚了。八抬大轿抬进了门。十八岁的大姑娘成了人家的小媳妇。母亲开始了她新的人生。

　　“你爹家有你奶奶，还有个死了媳妇的大伯头子、带着两个没娘的孩子，你爷爷到大连没多久就得病死了，你爹排行老二，下面还有两个小叔子，”母亲向我讲述道。“家里你奶奶当家，你大爷和你爹在小坞上班，没了你大娘，我就是大媳妇。早上天不亮就起来推碾子，摊煎饼，侍候你大爷和你爹吃饭，再把饭盒装好。哥俩走了，再侍候你奶奶和那两个没娘的孩子。你三叔身体不好没上班，你四叔跟着日本人学木匠。”

　　日子就这么开始了。我大爷和父亲挣得钱交给我奶奶掌管，我奶奶持家有方，一大家日子过得红火起来，我三叔、四叔也都成了家。

　　我三叔因身体不好，在家帮着打理家务，家里还有我三婶、四婶。

　　在我母亲的那个年代，妇女结婚后，很少出去工作，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已婚女子就是在家侍候老人，养活孩子，整天围着锅台转。母亲可不想整天过这样的日子。过去，家里除了奶奶没有别的女人，但现在有了我三婶、四婶，她想出去工作。

　　她跟我奶奶说：“娘，我想出去干活。”

　　奶奶同意了母亲的要求。

　　母亲在娘家时，就在日本人开的麻袋公司缝麻袋，现在她又回到了那里，和老姐妹们在了一起，母亲好似笼中的鸟又回到了自由的天空。

　　“我手头快，麻袋缝的多，我可能挣钱呢。我挣得钱除交给你奶奶，我自己留几个，割几尺布，给自己添件新衣裳，再给你姥姥、姥爷买点他们爱吃的。”

　　我能理解母亲的做法。不论什么年代，妇女要想做到男女平等，首先要在经济上独立。

　　后来，父亲和大爷到葫芦岛干活，母亲跟奶奶说要去葫芦岛看父亲。奶奶说，你就是离不开你男人，愿去去吧。母亲到葫芦岛后，有了我二哥。

　　二哥出生后，身体总闹病，彻夜哭闹，父亲烦，不怎么回家。“我就自己带着你二哥。我就是要叫你爹看看，离开他，我娘俩照样过日子。”

　　再后来，我奶奶带着三叔一家回了老家，留在大连的哥仨各自分家过日子。

　　1945年，中日战事吃紧，大连市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吃橡子面，屎都拉不出来。”母亲讲，“你爹中了风，脸肿的变了形，活儿也不能干了，没了生活。你大爷和四叔家日子也不好过。”

　　母亲和父亲商量：逃荒吧。父亲说，上哪儿，兵荒马乱的。上奉天（现在的沈阳），你表叔不在奉天吗？就这样，在1945年的冬天，我父母带着我大哥、二哥、大姐、还有那早年死去的三哥，又一次踏上了他们的逃荒要饭之路。

　　一路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食不果腹。“你爹都不想活了。我说，你不想活，撇下我们娘们们怎么办？”就这样，一家人一路要饭到了沈阳。

　　父亲的表叔没找到，只好白天要饭，晚上住店。父亲去要饭没人给，还放狗咬人。母亲让父亲在店里看孩子，自己带着大哥、二哥去要饭。“我敢闯，帮饭店干活，人家看我们娘们们可怜，剩下的饭都让我们带走。回到店里，再把要来的饭热热，让你爹吃，我再喂孩子。”

　　后来，要的钱多了，地面也熟了，母亲找人租了间“趴趴”房，从店里搬了出来。那房东姓白，赌马的，抽大烟，扎吗啡，人称白吗啡，家里养着三个老婆。后来穷了，两个小老婆也跑了。解放后，白吗啡叫政府给镇压了，那大老婆因一辈子没干过活，断了生活来源。她也不管孩子，没吃的，两个孩子饿的爬到大街上喊饿，我母亲听到，拿点吃的给孩子。母亲劝白吗啡大老婆把孩子让给别人，也好救孩子一命。白吗啡大老婆张口管人要多少钱，人不给，结果活活把两个孩子饿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