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入尘烟》: “又苦又善良”

　　《隐入尘烟》是一部诗电影，这首诗由许多个精准而含蓄的细节组成。做旧的墙、农时的变化、甘肃农民说话的方式、随着时间更迭而微微变化的“喜”，李睿珺严谨地计算着这部电影的每一步，为了拍摄出每个时令最准确的风景，剧组拍摄的进度也严格依照季节来进行。如果说电影是细节的艺术，那么《隐入尘烟》是一个很好的注脚。

　　李睿珺是一位让他故乡所有的亲戚都变成演员的导演。迄今他导演了六部长片作品，其中《老驴头》《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家在水草风貌的地方》被归纳为“土地三部曲”，《隐入尘烟》延续了前作的土地关怀和人文情节，在剧作上更加凝练。

　　许多人去到远方，才能更好地理解故乡。李睿珺辗转山西、北京、上海、欧洲，执着于记录的却是故乡人事。《隐入尘烟》的拍摄地就是他的故乡甘肃张掖花墙子村。他记录乡村，但不像鲁迅那般具有浓郁讽刺和寓言，也不似沈从文描绘怀旧感的乡愁，他的电影质感朴拙、本分，有回望但不沉湎，有反思而不刻薄，整体叙事如同漫漫黄沙中搀扶前行的乡民，他们被时间和命运摆布，陷入到身不由己的处境，但他们依然在有限的空间里腾挪，一点一点改善属于自己的生活。

　　《隐入尘烟》的主角是一对村庄里的失语者。一位是患有疾病、身体残疾的贵英，一位是勤劳能干但在村子里没什么地位的光棍有铁（老四）。这部电影仿佛平铺直叙地拍摄了他们生活的切面：被嫌弃、被误解，又携手陪伴彼此，在种麦子、孵小鸡、盖房子等一件件事情中，品味到一嘴生活的甘甜。它是一个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爱情故事，换个角度想，宛如西北乡村版的《爱情神话》。但另一层面，它又是一个悲凉到令人难受的故事。与土地伴随的农民，一生无法离开土地。当他有机会搬到新的房屋，他脱口而出的问题是：驴怎么办？小猪、小鸡由谁来养？种了麦子的土地又怎么办？这是一个人用了全部力气适应农耕秩序的故事，但他面对的又是一个农耕秩序走向瓦解的年代，而他已经中年，很难再学习城里人的活法，此种人生悲凉，令我想到世纪末下岗潮的国企工人，老四所面对的尴尬，并不只是农民才会有的尴尬，它是一种人与时代浪潮错位下的悲凉。

　　看这部电影，需要摒弃一些偏见。比如：两个人为何经常沉默；老四为什么不拒绝献血的要求；贵英与老四为何对苦难选择默默的承受。如果在接受大学教育、成长于城市的观众看来，这种默默承受似乎是不能理解的，是软弱的应当被批判的，但是不要忘记，当我们真正说尊重一个人，首先要看到的就是人的局限，人在环境中沉浮日久不可能轻易改变的习惯，所以，当一个创作者认真观察一个人和他的生活，恰恰是因为真实，他才不能把人物变成纯粹正确的道德样板、不能为了迎合观众，就让人物说出他不可能说出的话。老四缺乏社交、朋友不多，他的生活经验由下地干活和保护贵英组成，他不可能像城市知识分子那样说话。贵英患有疾病，从小承受苦难，很少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她可能对自己的遭遇有一种本能般的敏感，但她的生长环境、她的语言系统，决定她不可能像张爱玲、像丁玲那样表达出来，她就是贵英，如果我们真的尊重她，首先不妨尊重生长环境呈现在她身上的种种无奈。

　　老四与贵英的爱情是《隐入尘烟》中最动人的部分。衔泥筑巢、用电灯照射孵化小鸡、雨夜出门，抢救盖房的土坯……片中老四与贵英的对话简短而含蓄，淳朴而真挚的情愫却流淌在具体的生活细节里，当电灯穿过纸箱的洞眼，灯光如花朵般洒在墙上，老四摇晃纸箱，让灯光洒在贵英的面庞上，这是属于他们的浪漫，是他们生活中的灵性时刻。影片中有一幕简短而动人的对话：老四进城拉东西，归来时，贵英提着手电筒在村头等候，她怕水凉了，把瓶子包裹在胸口衣服里。老四说天冷，怪她何必在此久等，贵英说：“水冷了三次。热一回（你）没回来，热一回（你）没回来。”老四接过热水瓶，又握住贵英的手，给她取暖。在麦秸堆旁，老四用麦粒在贵英手背上印下一朵梅花。贵英用草杆编织一个小毛驴给了老四。影片结尾，草叶小毛驴还在老四的手上，可毛驴身上的枝叶已经枯黄。

　　影片中这些小小的细节，增添了生活感，也让人被老四与贵英的爱情所打动。但这不是乌托邦式的爱情，影片没有过度美化两人的关系，当老四让贵英帮忙把麦捆子叉上车，贵英因为身体原因屡次失败时，老四也会责备贵英，甚至说出骂人的话语。从山沟沟里长大产生的积习，不可避免令他沾染一些乡土社会观念的局限，但他源自于内心善良的关怀与尊重，使他与贵英的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男性拯救女性的故事，他们其实在互相拯救彼此，让彼此单薄残酷的生活多了一丝值得留恋的理由。

　　贵英去世时，有人对老四说：“你坐一会儿，不要太伤心，你现在房子、粮食都有了，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电影没有在这里戛然而止，而是后面延长了一段叙事，呈现了老四在贵英去世后茫然无措的状态。他看似得到了更好的生活，可是他生命中最珍惜的部分被上苍收走了，他拥有了一间新的房子，他的日子看起来终于要摆脱贫困的境地，当他抬头回望，墙上悬挂的却只是沉默的黑白相框，再也没有一双温暖的手牵住他的手，再也没有一个人捂着热水瓶守在他牵驴车归来的路上。那一刻他才恍惚意识到，什么是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什么是他生命中最温暖最快乐的成分，而他已经永远失去了。

　　除了爱情，《隐入尘烟》内在的主题是时间。人如何与流逝的时间共处，如何面对命运无常，这是电影的潜在主旨。乡土社会的生死很常见，人们的死亡忽然而已，并无戏剧上的精心安排，就如人们的生，命运的残酷在于它的随机。

　　片中贵英之死是争议之处。那么重要的人物，那么潦草地死了，有观众质疑是否过于残酷？从情感上，我希望贵英和老四一直好好的，我害怕看到他们中有人离去，但人世的无常总是事与愿违，贵英之死是一出意外，甚至不必牵强地解释意外背后的必然，无论是贵英之死，还是贵英与老四最初的结合，它们其实都源于意外，而人世间种种遗憾是由一个个意外组成，我们从中谛听上天的玩笑，它嗤笑着人定胜天的念头。因此，贵英之死，就和整部《隐入尘烟》一样，都是理解一种人生观、命运观的切口。解释太轻，生活太重，艺术的分量在于它坦诚地面对生活本身，它去呈现生活不可解释的部分，而不是急于为生活下一个定论。

　　《隐入尘烟》的叙事固然有商榷之处，但李睿珺对于此作的耐心、精细也值得被看见。在发表于《人物》杂志的讲述里，他自述为了完成这部作品，他花了一年创作剧本，再用十个月去拍摄。拍摄前，他做了严密的计划，所有的拍摄都是按照植物和动物的真实生长周期而来，例如“麦子是几月份种，树是几月份发芽，候鸟是几月份来，蝌蚪是几月份出现”，这些导演都做了细致的整理，电影中有一处细节：“贵英在地里一铲，不小心铲掉麦苗，那个麦苗带着谷壳，带着麦粒的形状，下面长着根须。”这个细节在观众看来平平常常，对于拍摄来说却要把日期捉得很细，要准确地拍出那个镜头，那样的麦苗模样，唯有把握住麦子从抽了麦穗到变黄之间的那段时间。类似的细节，李睿珺都记在剧本里，他是用一个写实主义的思路在构建电影，先用写实营造氛围，令观众感到自然，再在这个氛围里营造诗意，可以是浪漫，可以是伤感，但不能脱离现实，或可概括为“诗意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