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苦难叙事在中国会如此有市场？【隐入尘烟观后感】

　　近日电影《隐入尘烟》以过亿票房收官，这部讲述两位农村边缘人物苦难的电影一上映票房便持续高走，良好的口碑带来有力的后劲，取得了超预期的票房。然而电影的评论两极分化，有人说将残忍的苦难诗化，是对苦难的误读与不尊重，有人说，一部可以记录苦难的电影是难得的。《隐入尘烟》大卖的背后，藏着一份中国人对苦难叙事的熟悉和亲切。

　　苦难叙事不仅在电影中得到了成功，在小说作品中也备受青睐。近年来，《活着》、《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书写苦难的文学作品在小说畅销榜名列前茅，它们大多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作品，其中《活着》的销量至今已经突破2000万册。

　　温情叙事和苦难叙事常常如影随形，在温情叙事的包装下，苦难成为了一种我们非常容易接受的叙事题材。然而在剥离了温情的包装，苦难本身究竟还剩什么？为何苦难叙事的作品会在中国有如此宽阔的市场？都是值得我们力图求索的问题。

　　1、我们最熟悉的两种苦难叙事

　　在我们的环境中，最常见苦难叙事结局无非是两种，一种是“胜利式”的，主人公排除万难，最后战胜了苦难，取得了大快人心的胜利，刘媛媛的演讲《寒门贵子》便暗合了这种最典型的范式。另一种是“温情式”的，即使主人公一再承受不可抗的苦难，仍以一种达观和宽容的心态对待命运，这便是《活着》中福贵的故事。

　　然而这两种叙事无一都回避了更复杂的现实情况。于苦难之外，这一类叙事没有再深一步地对造成苦难的原因进行结构性的反思，于人物之内，单调的叙事无法写出一种更复杂的心灵上的苦难。

　　如果整个社会的阶层固化让寒门无法再出贵子呢？如果「福贵」不想开呢？其实只要我们多想一步，便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封闭式的叙事陷阱。你只能在一种巨大的文化惯性中彻底接受这种叙事，毫无回旋的余地。这种封闭性叙事，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是毁灭性的伤害。

　　然而就算我们已经对此种封闭式的苦难叙事报以警惕，你如何能彻底地否认这种温情，彻底地否认这种苦难呢？我做不到，因为当我想这么做时，我们自己身上的文化惯性狠狠鞭笞了。为什么我们能一次又一次从苦难叙事中得到满足感？因为将苦难作功勋，仿佛是我们最常品尝的安慰剂，虽然没有刮骨疗伤的决绝，但至少止疼。这种安慰的效果源于麻木和逃避，而非终极解脱。

　　演讲中的刘媛媛 2、苦难叙事是给谁看的？前段时间火遍全网的“二舅”视频很快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适，这种不适来源于这个视频的受众很明显在制作时就指向了城市中正经受“精神内耗”的年轻人们。其标题道出了一种投喂的意图——投喂对象正是城市中在承受另一种苦难的年轻人。这个视频有着明晃晃的服务对象，苦难在这种服务的关系中，全然沦落为了一种消费品。如果有意去观察这一类视频的视角，不难发现一种他者化的凝视。一份叙述有没有尊重被叙述者真实的声音，还是只是一厢情愿地将他人的苦难掠夺成自己的素材展现，用心感受其实不难发现其中的区别。身份对调一下，有多少人会愿意自身的苦难被制成供他人把玩的安慰剂呢？在消费苦难的过程中，对被叙述者“人性之美”的赞美，往往像一种绑架。这一类苦难叙事的主人公往往在漫长的对苦难的忍受后得到了赞美。苦难叙事的镜头是有选择的，如果说经历了许多苦难仍保持乐观态度的故事是值得歌颂的，那被苦难击垮的人是否就意味着不值得被记录和看见呢？是否人在苦难面前只能有唯一这一种达观的态度？如果你在苦难面前哭泣了，如果你不够达观，如果你无法忍耐，那对不起，这种苦难叙事的赞美是不会落在哭出声音的人身上的。逆来顺受像一句不痛不痒的赞美，带不来任何对苦痛人生实际的补偿，却可以作为美德牢牢绑架住身在其中的人。这样看来，对于苦难的赞美的另一面其实极残忍——它要求人苦痛却不能发出声音。毛姆已经告诉我们，苦难在大多数情况下，只会让人变得心胸狭窄，苦大仇深。一味歌颂苦难教化人承受的作品其内核何其脆弱，经不起任何更进一步的推敲。 3、为何苦难叙事在中国有如此巨大的市场？

　　人在苦难故事面前，往往会浮现恻隐之心，这种浮现让我们可以处在一种善良的心境中，这种对自身善良的察觉让我们感到温暖、舒适、安全。因为朴实善良是在中国老百姓家庭中最基本的品质。当苦难叙事和温情叙事联合在一起时，一种来源于中国人家园的熟悉的记忆被撬动了。苦难和善良联合在一起，成为了最能赢得人心的流量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