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他们还不是教授

　　 　　前一阵子整理书房，翻箱倒柜，找出了我的“复旦日记（1978-1982）”。这些日记本，一共四册，是我自1978年10月起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生涯的“流水账”。

　　 　　仔细翻阅，我被其中记述的中年教师片段又一次吸引。当年在历史系，中年教师是“顶梁柱”，我们曾亲承謦咳，甚至与之朝夕相处。那些年，他们大概四五十岁，因时代耽搁，职称仍为讲师或助教，但有的人早已名声在外，是没有“教授”头衔的著名学者；有的人在社会上没名气，却在学术圈享有盛誉；还有的人一辈子默默无闻，但同学们忆起他们，至今两眼放光……

　　 　　一

　　 　　邓廷爵老师曾担任过我们78级的班主任。邓廷爵（1922-1991），四川璧山（今属重庆）人。1950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教我们先秦史。邓老师瘦弱、矮小，说一口四川普通话，性格沉稳，话不多。因已谢顶，看上去很苍老，在我们眼里，邓老师是一位“年迈的老先生”——有一次，他坐在别人自行车的后座上到校上课，一位同学还担心：老先生年纪大了，万一摔倒可怎么得了？其实，谁也没猜到，邓老师当年不过五十多岁。

　　 　　邓老师虽然只是讲师，资格却很老。前几年我读《顾颉刚日记》，才知道他师从过曾在历史系任教的顾颉刚先生。据《顾颉刚日记》记载，1946年10月30日，“复旦学生来上课，自一时半至四时，为讲地理沿革史大概及《山海经》”。11月18日，“为复旦学生十一人讲《禹贡》三小时”。顾颉刚记下的为数不多的学生名字中，均有“邓廷爵”。不过，邓老师很谦虚，他从未对我们说过自己是“顾颉刚弟子”。

　　 　　我们班级51个同学，绝大部分是历届生，应届中学毕业生只有10人，历届生与应届生最大的年龄差距达十三四岁。历届生大多来自工厂、农村，阅历丰富、知识面广，班里的干部职位均由他们“承包”。和他们比起来，我们应届生就显得既天真、愚钝，又势单力薄。但邓老师对应届生很呵护。1978年10月28日，我在日记里写道：“上午，从长春开完古代史分期学术讨论会回来的邓廷爵老师召集我们应届生开会，征集我们学习上遇到的问题……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呀！”

　　 　　1981年初，邓老师卸任班主任，由许道勋老师接替。许道勋（1939-2000），浙江平阳人。1965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主要从事隋唐史的教学与研究，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许老师个子不高，戴一副棕色圆框眼镜。那时眼镜质量差，镜片厚，那一圈圈的镜片边缘，显示他近视度数很深。与邓老师不同，许老师个性开朗。 “许老师给我的印象是：和气而健谈，而且总是笑呵呵的。” （1981-2-19）这里的“总是笑呵呵的”，其实还有下文：在后几届某班的课堂上，只要许老师一来，就会有一位调皮学生学着他那有个性的“咯咯咯”笑声，先笑起来……许老师不明所以，也被逗笑了，于是，全班同学跟着他一起大笑起来。

　　 　　许老师为人和善，学问也好。上世纪70年代初，毛主席做出指示，请一些专家注释部分古籍，印成大字本，供中央领导人阅读，许老师就是大字本的注释者之一。他与赵克尧老师合著的《唐太宗传》 《唐玄宗传》，至今仍是唐史研究的重要范本。据说一位台湾大学教授在读了《唐玄宗传》后，对于书中的翔实考证尤为叹服。

　　 　　许老师曾与彭神保老师一起，为我们开设过隋唐史课。他们一谐一庄，各有所长。记得在课堂上，有一位中文系77级的学生曾来旁听，她叫颜海平。颜海平在学校排演的话剧《于无声处》中扮演主角，也算是“校园明星”。那时，她一头齐耳短发，听课非常认真。谁也没料到，隋唐史课程结束后不久，颜海平就发表了十幕话剧剧本《秦王李世民》，引起轰动。该剧后被拍成电视剧，红遍大江南北。后来，颜海平赴美留学，成为著名教授。不知她今天是否还会想起，她创作《秦王李世民》时，曾旁听过历史系的隋唐史课，而两位任课老师，当年还仅仅是讲师！

　　 　　二

　　 　　在我们寝室，常有任课老师前来，他们或辅导功课，或讲述系里的奇闻轶事，大家听得津津有味。1979年2月15日，我的日记里有夏义民老师前来寝室的记录： “历代文选教师夏义民到我们寝室来聊了一个晚上的天，内容广泛，仅就就学一例，言及学科、上课、借书、毕业分配、选修及教师等，几乎无所不包。”

　　 　　夏义民（1937-2019），浙江镇海人。1963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后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曾参加过《现代汉语词典》 《新华字典》的编写和修订。夏老师教我们中国历代文选和古代汉语课，在课堂上，他喜欢讲北京那些著名语言大家王力、吕叔湘等先生的故事，有时还自嘲： “我嘛，至今仍然是个助教！”有一次，在讲到“文史不分家”时，他忽然话锋一转，说：“过去呢，文学家看不起历史学家；历史学家呢，也未必看得起文学家……有人说过， ‘文’者嘛， ‘文过饰非’也！”

　　 　　那时，各类教科书都非常紧张，我们上课基本没有教材。夏老师的课程也如此，大概一直到学期结束时，我才陆陆续续凑齐过一套王力的《古代汉语》（四册）。但是，在日记里，我却意外发现一件小事：

　　 　　夏义民老师很热心，今天请他代买《Kernal Lesson》，夏老师欣然答应且立刻为我们买来了。 （1979-6-5）

　　 　　夏老师是古汉语老师，为什么会帮我们“代购”英语教科书呢？他又是从哪里买来的呢？我搜索记忆，怎么也记不清前因后果。不过，这倒令我想起另一则“代购”故事：在复旦校门东侧，原来有一家校内书店（今邯郸校区中国银行营业所原址），店堂虽小，但柜台后却有一个“密室”，专供内部图书或紧俏图书，不对学生开放，教师可凭工作证限量购买。那时，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汉译学术名著”之一）刚出版，属于紧俏商品，顾嘉福同学特别想买，却因为进不了“密室”，只能望洋兴叹。教我们世界史的张广智老师知道后，立刻答应代购。 “那天，外面下着大雨，我正在寝室里午休，忽听外面敲门，原来是张老师来了，他浑身被雨淋湿，从包里取出《西方哲学史》交给我，这真让我又惊又喜……”不久前，顾嘉福向我讲起这温馨一幕，依然有点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