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时代

　　 　　整理书籍，发现一些纸已泛黄的旧书，马克思的、黑格尔的，还有几本文学名著。书扉上有自己学生时的签名，并注有购书时间，1963年，1964年，1965年。看封底，有旧书店的印戳，填着打折后的书价，以今天的眼光看，便宜得不可想象。忆起当年在北京101中学读高中，立志于思想理论，拼命在课余读书。钱不够，便大多光顾旧书店。到1968年底去山西农村插队时，简单的行李外，居然带了皮箱、木箱、纸箱共四箱子书。那些书后来大部分送给了同村的插队知青，小部分几十年跟随我到今日来勾取回忆。记得在晋南山村的土窑洞里点着油灯夜读，还给一起插队的知青讲点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

　　 　　高中时开始的经典阅读对我有启蒙作用。当思想打开之后，求知欲之旺盛现在想来都有点匪夷所思。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在北海公园西侧，高中生凭学生证便可办阅览证，虽不能借书回家，却可在阅览室尽情读书报期刊。我每逢周日上午必去，寒暑假则尽可能天天去，摆出架势博览群书，想成为思想大家。那种阅读除扩展了思想，还锻炼了阅读能力。首先是速度，以有限的时间，读更多的书，获更大收益，这是每次阅读的追求。再有是记忆力，要多读当场便来不及做笔记，于是强迫自己全记在脑子里，回家后补做笔记，常常一做几十页，用的都是无格白纸。

　　 　　高三时我的同桌姓曹，是位善良宽厚的学友。每天两堂的晚自习，我差不多都在读《资本论》《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之类，按那时“为革命努力学习”的要求，在课内这样读太远的课外书有些“犯规”。曹学友发现了，不止一次用眼光提醒我。终于忍不住了，极小声地要我注重课内。我点点头表示听见了，仍接着看我的书。曹学友瞥瞥我便不好意思再说。现在回忆起来，他那温和小心欲言而止的神情让我体会到满满的善意。记得曹学友的父亲是搞原子能的，有一定级别，家里有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我那时早已不满足于阅读挂在教室后面的《人民日报》等，便试探着向曹学友提出请求。他只略犹豫了一下便答应了。我们那时住校，每周六下午放学便各自回家，周日傍晚返校赶上两堂晚自习。晚自习一入座，曹学友就会从书包里拿出卷好的一周《参考消息》悄悄递给我，我收起，又会将上一周的《参考消息》还给他。这样交接很静默，从未引起其他同学注意。不仅因为一个高中生在校读“参考”有点另类，而且因为这样随意扩大当时算很内部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多少有些“违禁”。这个世界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关系，一种，助人者总念念不忘自己的善举，而被助者却毫无记忆；另一种相反，助人者早忘了自己的善举，而被助者却终生难忘。我与曹学友的关系当属后一种。他当年的友善我至今常和家人讲起，但我想，对这些曹学友大概已没什么记忆。

　　 　　1966年夏，临近高中毕业，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因为“文-G”前的那些阅读，我从运动一开始就保持了一点独立审视。当时阅读书籍与阅读社会对我都进入一个特别时期，那是青春的阅读。而青春的阅读常常会有青春的伙伴。又一个同班的王姓男生成为我读书读社会的伴侣。在一次彻夜长谈后，我们开始一同背着书包在全北京、后来去多省市搞调查，书包里装着马列毛著作和其他一些理论经典，跑大学，跑工厂，跑机关，看大字报，找人聊，想探究“文*”与社会真实面貌。每晚则读书与思考。我与王学友看书都习惯批画，但两人常常只带一套书共用。于是，他画他的，我画我的。两人画书习惯有不同，很容易区分。他习惯将横线画在两行字的中间，而我习惯紧贴上一行字画线。我们的批画有时会一致，两条横线画在同一段话下面；有时则不一致，彼此侧重不同。这种同异也常常成为我们讨论的起点。

　　 　　王学友的父亲是社科界一位资深学者，解放初期举家从国外归来时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欢迎。他的专长是西方哲学，家中存书很多，一半是外文原版书，我读不了，还有一半是中文书，这就成了我第一个借用的“家庭图书馆”。我向王伯伯借过不少书，也常常和他讨论哲学。他戴着眼镜，笑眯眯的，很愿意和我对谈。作为在“文*”中被批判的对象，能够有一个跨代的哲学对话者，似乎使他很有些兴奋。常常谈得时间长了，还要留我吃饭，饭后接着谈。我对克尔恺郭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哲学的兴趣，始于与他的交谈。他那带有外地口音、不时夹杂几个外语单词的普通话很温润，很哲学。

　　 　　我不能在北京图书馆借书，却在这个“家庭图书馆”找到了借书的条件。如果说王学友家的藏书成了我的第一个“家庭图书馆”，接着我发现了第二个。这是我的另一个同班男生，在此不得不披露全名，他叫李向南。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主人公就直接取用了“李向南”这三个字。我写小说，给人物起名一向郑重其事，名字起得好，符合人物性格，叫得响，对作品攸关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