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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时代

     整理书籍,发现一些纸已泛黄的旧书,马克思的、黑格尔的,还有几本文学名著。书扉上有自己学生时的签名,并注有购书时间,1963年,1964年,1965年。看封底,有旧书店的印戳,填着打折后的书价,以今天的眼光看,便宜得不可想象。忆起当年在北京101中学读高中,立志于思想理论,拼命在课余读书。钱不够,便大多光顾旧书店。到1968年底去山西农村插队时,简单的行李外,居然带了皮箱、木箱、纸箱共四箱子书。那些书后来大部分送给了同村的插队知青,小部分几十年跟随我到今日来勾取回忆。记得在晋南山村的土窑洞里点着油灯夜读,还给一起插队的知青讲点哲学、政治经济学之类。

     高中时开始的经典阅读对我有启蒙作用。当思想打开之后,求知欲之旺盛现在想来都有点匪夷所思。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在北海公园西侧,高中生凭学生证便可办阅览证,虽不能借书回家,却可在阅览室尽情读书报期刊。我每逢周日上午必去,寒暑假则尽可能天天去,摆出架势博览群书,想成为思想大家。那种阅读除扩展了思想,还锻炼了阅读能力。首先是速度,以有限的时间,读更多的书,获更大收益,这是每次阅读的追求。再有是记忆力,要多读当场便来不及做笔记,于是强迫自己全记在脑子里,回家后补做笔记,常常一做几十页,用的都是无格白纸。

     高三时我的同桌姓曹,是位善良宽厚的学友。每天两堂的晚自习,我差不多都在读《资本论》《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之类,按那时“为革命努力学习”的要求,在课内这样读太远的课外书有些“犯规”。曹学友发现了,不止一次用眼光提醒我。终于忍不住了,极小声地要我注重课内。我点点头表示听见了,仍接着看我的书。曹学友瞥瞥我便不好意思再说。现在回忆起来,他那温和小心欲言而止的神情让我体会到满满的善意。记得曹学友的父亲是搞原子能的,有一定级别,家里有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我那时早已不满足于阅读挂在教室后面的《人民日报》等,便试探着向曹学友提出请求。他只略犹豫了一下便答应了。我们那时住校,每周六下午放学便各自回家,周日傍晚返校赶上两堂晚自习。晚自习一入座,曹学友就会从书包里拿出卷好的一周《参考消息》悄悄递给我,我收起,又会将上一周的《参考消息》还给他。这样交接很静默,从未引起其他同学注意。不仅因为一个高中生在校读“参考”有点另类,而且因为这样随意扩大当时算很内部的《参考消息》阅读范围,多少有些“违禁”。这个世界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关系,一种,助人者总念念不忘自己的善举,而被助者却毫无记忆;另一种相反,助人者早忘了自己的善举,而被助者却终生难忘。我与曹学友的关系当属后一种。他当年的友善我至今常和家人讲起,但我想,对这些曹学友大概已没什么记忆。

     1966年夏,临近高中毕业,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因为“文-G”前的那些阅读,我从运动一开始就保持了一点独立审视。当时阅读书籍与阅读社会对我都进入一个特别时期,那是青春的阅读。而青春的阅读常常会有青春的伙伴。又一个同班的王姓男生成为我读书读社会的伴侣。在一次彻夜长谈后,我们开始一同背着书包在全北京、后来去多省市搞调查,书包里装着马列毛著作和其他一些理论经典,跑大学,跑工厂,跑机关,看大字报,找人聊,想探究“文革”与社会真实面貌。每晚则读书与思考。我与王学友看书都习惯批画,但两人常常只带一套书共用。于是,他画他的,我画我的。两人画书习惯有不同,很容易区分。他习惯将横线画在两行字的中间,而我习惯紧贴上一行字画线。我们的批画有时会一致,两条横线画在同一段话下面;有时则不一致,彼此侧重不同。这种同异也常常成为我们讨论的起点。

     王学友的父亲是社科界一位资深学者,解放初期举家从国外归来时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欢迎。他的专长是西方哲学,家中存书很多,一半是外文原版书,我读不了,还有一半是中文书,这就成了我第一个借用的“家庭图书馆”。我向王伯伯借过不少书,也常常和他讨论哲学。他戴着眼镜,笑眯眯的,很愿意和我对谈。作为在“文革”中被批判的对象,能够有一个跨代的哲学对话者,似乎使他很有些兴奋。常常谈得时间长了,还要留我吃饭,饭后接着谈。我对克尔恺郭尔、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哲学的兴趣,始于与他的交谈。他那带有外地口音、不时夹杂几个外语单词的普通话很温润,很哲学。

     我不能在北京图书馆借书,却在这个“家庭图书馆”找到了借书的条件。如果说王学友家的藏书成了我的第一个“家庭图书馆”,接着我发现了第二个。这是我的另一个同班男生,在此不得不披露全名,他叫李向南。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中,主人公就直接取用了“李向南”这三个字。我写小说,给人物起名一向郑重其事,名字起得好,符合人物性格,叫得响,对作品攸关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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