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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理财成为习惯(7)



    1999年5月间,李泽楷的身价已经升到几十亿港币。在接受《亚洲周刊》的记者采访时,他手上戴一只Swatch手表,脚上依然穿一双俗称“白饭鱼”的鞋。这种鞋在香港遍布街巷的便民超市连锁店中随处可见,一般只售15港币。除非正式场合,为表示对主人的尊重,他才会穿礼服。李泽楷通常穿便服、斜纹裤,至多加一件西装。在参加《南华早报》与DHL举办的杰出商业人士成就奖颁奖会时,他也没有打领带。对日常饮食,他更是喂饱肚子便罢的快餐风格。

    新加坡报王李成枫,1909年出生在福建南安,祖父是一名清朝末年的武举人。他从小就被父母送给膝下无儿的舅舅当养子,没有受过系统化的正规教育,只是在乡村的私塾中念过几年书。

    1927年,为了寻找谋生创业的最佳地点,孤身一人下南洋,冒险来到新加坡闯世界。面对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年仅18岁的李成枫并未因举目无亲而打退堂鼓,反而凭借18岁的好身体,不辞劳苦地开始了自己那“挣钱糊口、攒钱创业、捞钱耀祖”的拼搏。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爱国华侨陈嘉庚的鞋厂里当卫生巡察员。每月虽只挣十几元,却能省吃俭用攒下8元钱。后来,他一边在民信汇兑银行干月薪20元的汇兑活计,又在工作之余寻找第二职业。他用自己拉电线的手艺每月有150元钱的额外收入,因此他曾无比自豪地说:“当时一名银行经理的月薪,只不过50来块钱而已。而我的份内和额外收入加起来,比银行经理的月薪3倍还多。”就这样,经过两年的奋斗和拼搏,李成枫以“多挣少花勤积,细水长流终有钱”的聚钱绝招,从牙缝中一点一点抠出令人羡慕不已的钱财;以“半杯咖啡兑水喝,既能享受又节省”的省钱方式,从嗜好中一粒一粒剔出了令“打工仔”自叹弗如的一些钱财。他摇身一变成为不是老板、胜似老板的“打工皇帝”。

    正如李成枫所说:“如果获得10块钱的利润,我只用5角,其他9元5角都用来再投资扩大生产。不然的话,把这些钱用光或吃光,我们的企业何时才能发展壮大呢?”

    于是,李成枫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尊奉父命娶妻成家,似乎一条光明大道展现在他的眼前。可是,世事难料不由人,由于军阀混战难以立身,李成枫刚刚度完蜜月,就不得不和新婚妻子一道重返新加坡“淘金”。他以20岁的虎虎生气在陈嘉庚女婿——李光前创办的“南益总厂”任书记员,经过一番埋头苦干后,因业绩显著而被派往“南益总厂六分厂”独当一面。从此,李成枫真正有了用武之地。他也凭着自己磨炼出的坚强毅力和天生的超人聪明,直面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殖民厄运,顶住外国垄断集团在新加坡橡胶行业疯狂竞争的千钧重压,巧出奇兵,一一化解了经济萧条所带来的种种危机,使橡胶行业成为东南亚地区最赚钱的行业。他本人由于对东南亚地区橡胶行业所做的特殊贡献,被东南亚地区企业巨子们一致称赞为“橡胶大王”。

    诚然,海外经商发达的巨富,一掷千金的人也有,但不少人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的甚至节俭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新加坡的著名企业家、教育家和慈善家李光前便是其中一位。李光前,1893年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梅山镇芙蓉乡的一个贫苦人家。10岁时随父移居新加坡,早年曾回国求学,先后在南京的暨南学堂、北京的清华学堂预科班以及唐山的路矿专门学堂深造。回新加坡后,起初在陈嘉庚的谦益公司做事,主要工作是处理中、英文函件及商务联络。由于精明能干并且为人厚道,后被陈嘉庚招为乘龙快婿。1928年,30岁出头的李光前独立门户,创办南益橡胶公司。至20世纪60年代初,拥有近2万亩种植园,15个工厂,20个办事处,业务扩展到橡胶、黄梨(菠萝)种植及加工,被誉为南洋的“橡胶与黄梨大王”。此外,还办有油厂、彩色印刷厂、火锯厂、木材厂等,其总资产估计有3亿。

    1920年李光前与陈嘉庚的长女陈爱礼结为伉俪,早年的新加坡,除了人力车之外,有轨电车便是时髦的公共交通工具了。当时坐车是分等的,按每英里计算。已担任公司要职的李光前上下班或外出公干,常常与普通职员一样坐三等车。后来虽然自己有了汽车,但也不追求豪华。有一次李光前独自驾驶老牌旧车到下属的橡胶厂检查工作,由于车旧又无人随从,竟被门卫挡在门外。李光前非但没有批评这位门卫,反而表扬他忠于职守。

    至于一日三餐,更是普普通通。李光前烟酒不沾,平时最爱吃的是番薯粥,这是福建农家饭菜。隔夜的饭菜,有的人弃之不用,认为有损健康,但李光前照吃不误,因为他认为好端端的东西倒掉了十分可惜。平日家中用的饼干是本地产的,因为本地的每盒才二三元,而进口的需七八元。到日本办理商务,李光前还在留学生的食堂用过餐。1965年春,李光前到上海治病,顺道回乡,他曾在泉州华侨大厦邀请故友叙旧并共进午餐,吃的竟是番薯粥和四道家乡小菜。说到番薯粥,不得不说怡和轩,怡和轩俱乐部既是一个社团,又是新加坡知名商家聚会的地方,陈嘉庚先生曾担任该俱乐部负责人20余年,并在那里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于是受其影响,怡和轩的午餐常常是番薯粥。曾担任过新加坡南洋大学秘书长的潘受先生回忆到:“60年代初,有一次到怡和轩,在那里我看到李光前也和大家在一起吃番薯粥。后来一问才知道,这一天是李光前70岁大寿,他是为了躲避亲戚的应酬,并要为社会做点善事,所以先到中央医院献血,然后到怡和轩聚会的。”这件事至今仍传为美谈。李光前手上的手表,一直都是很老的旧表,即使到了晚年才换成的新表,也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珍品。

    生日做寿,在许多商家看来,是显示气派的良机。李光前夫妇从不做寿,因为他们认为,这除了浪费时间、浪费金钱之外,并无多少意义。

    世界船王、著名华商包玉刚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在经营中,每节约一分钱,就会使利润增加一分。节约与利润是成正比的。”

    有人曾嘲笑包玉刚不算一个真正的船王,只是一个银行家。这句话讲对了一半。包玉刚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船王,因为他摒弃了(或者说根本没有遵循)老一套的做法,而是用他银行家的作风、方法去管理他的船队。这种在旁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做法,却取得了成功。时至今日,又有谁敢说他不是真正的船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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