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社会成本看问题(2)

 

　　关于科斯理论的争论，法律与经济学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理查德·爱泼斯坦曾提出一个观点。他指出，如果争夺资源的双方是同一个人，那会发生什么情况？以这样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前面提到的案子，可能就会豁然开朗。

 

　　例如牛跟小麦之争，假设牛跟小麦同属一个人，这时，牛能不能吃小麦，就取决于牛肉能卖多少钱，小麦能卖多少钱。如果小麦价格高，牛肯定不能随便吃小麦;但如果牛肉价格足够高，牛当然可以吃小麦，不仅可以吃小麦，还要给它听莫扎特的音乐，给它按摩呢。

 

　　再看酒店的例子。如果两家酒店同属一个人，他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他会考虑，游泳池的阳光不受干扰，能带来多少收入？14层副楼修起来以后，能带来多少收入？如果14层的副楼带来的收入远远大于阳光给游泳池带来的收入，他当然会把副楼建起来。

 

　　其他的例子也是如此。

 

　　养鸡场案中，假如居民区和养鸡场同属一人，或者政府能够妥善地兼顾城市发展和养鸡场主的权益，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那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和这个案件当时的判决不谋而合。在这个案件中，法官指出，养鸡场主当初故意在郊外选址，目的就是避免滋扰居民，现在是居民自己主动靠近污染源的，是居民理亏。但是——法官笔锋一转——城市发展也是难以避免的，具有重大的价值，是应该鼓励的。两利相权取其重，法官判养鸡场应该服从大局，迁就城市发展的需要，搬到别处去。但养鸡场主的权益不能被随意剥夺，所以居民必须承担养鸡场搬迁的费用。

 

　　水泥厂污染居民案中，法官也是同樣的思路。作为公共利益的权衡者，法官必须追求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法官认为，水泥厂发出震动，排出灰尘，造成污染，这种状况是现有水泥生产技术不能避免的，而居民也已经反复得到赔偿。法官判决这是水泥厂最后一次给居民赔偿，以后就不用再赔了。而水泥厂的搬迁和停产的成本高昂，因而水泥厂可以继续生产，而居民拿到补偿后到底是否继续住在水泥厂附近，则悉听尊便。

 

　　火烧亚麻案中，如果铁路公司要负全责，铁路公司就得想尽办法，防止火车喷岀的火星烧着亚麻：要么在铁路沿线修筑起高墙;要么跟沿途所有的农夫达成协议，多买他们在铁路边上的地，好让农夫不把亚麻堆在靠铁路太近的地方;要么干脆让铁路改道，等等。但这些做法的成本都极其高昂。而如果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他就会采取最便宜的办法来避免意外。事实上，这个案子在实际判决中，也有法官是这么认为的。谁避免意外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最大

 

　　当时，大部分法官认为铁路公司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有一位著名的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在判词旁写了个人意见，他说：“虽然我们都认为铁路公司应该赔偿农夫，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铁路公司跟农夫的总收入与总产出不能够达到最大的话，农夫可能要负一定的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铁路公司和农地同属一人，他当然会说：“我只要把堆放亚麻的地点挪远一点，意外就能避免了。”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我们不会买了鞭炮回家后，因为鞭炮是我的，这个家我做主，就非要把鞭炮放到炉子边。相反，既然鞭炮是我的，炉子也是我的，那我就得考虑如何把避免意外的成本降到最低，那当然就是把鞭炮放得离炉子稍微远一点。

 

　　这个想法非常重要。正是基于这个想法，科斯的结论是，火星点燃了亚麻，但是责任可能在农夫，虽然农夫并未招惹铁路公司。谁付出的成本更低，谁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既然农夫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比铁路公司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成本低得多，那避免火烧亚麻的责任，就要落到农夫身上了。

 

　　通过这样的责任分摊方式——推而广之，用到各种责任和权利的分配上——整个社会为了避免意外所要付出的总成本就会降到最低。

 

　　科斯把污染、滋扰、遮挡和闯入等产权或侵权案件，都看作人们对稀缺资源的平等争用，一下子刷新了世人对于诸多社会现象的理解。同样是诺奖得主的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把科斯的观点总结成若干版本的“科斯定律”。

 

　　科斯定律最流行的版本是：在交易费用为零或足够低的情况下，不管资源最初的主人是谁，资源都会流到价值最高的用途上去。用大白话来说，就是“谁用得好就归谁”。

 

　　一项有价值的资源，不管一开始它的产权归谁，最后这项资源都会流动到最善于利用它、能最大化其价值的人手里。这是科斯定律的一个重要含义。而在制度设计中，我们应该尽量让这种资源的流动和分配更方便、更容易，从而提高各项经济资源被重新配置和使用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