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了良心才回来

 

　　20世纪80年代有一篇风靡中国的小说，是陕西作家路遥写的《人生》。故事主人公高加林就像狄更斯《雾都孤儿》中的费金一样，人名变成了词汇。一个男青年离开故乡进城，在城市里积极奋斗，城市女朋友立马把家乡的姑娘给比了下去，但是，城市不是那么容易站稳脚跟的，都市的陷阱又把他送回原地。这样的男青年，我们统一称他为——高加林。

 

　　高加林引发过天南地北的讨论，关于乡村的梦想，关于城市的冷漠，关于现代化，关于爱情，他是活到今天的虚构人物，也是20世纪8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形象之一。小说的最后，被城市打败的高加林回到老家，原本绝望的他，发现故乡的亲人并没有嘲笑他，而他望着“满川厚实的庄稼，望着浓绿笼罩的村庄”“单纯而又丰富的故乡田地”，终于泪如泉涌。

 

　　《人生》是文学课堂里的必读小说，每次读都会生出不同的感受。年轻的时候比较罗曼蒂克，什么故事都只重感情部分，基本把高加林当陈世美。但这些年，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也人到中年了，越來越理解高加林;再加上离家多年，把老父老母交给姐姐和姐夫照看，午夜审视自己，几乎就是高加林，甚至还不如高加林，因为没有他旺盛的进取心。

 

　　自1988年到上海读书，除了中间跑到香港读了三年书，我在上海已经住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其实老家宁波离上海很近，从前是坐一个晚上的火车，现在只要两个小时。可车程短了，回去的次数反而少了。当然，我有很多理由：我在这里有了自己的家，有孩子要管，家务事要做，课上不完，文章也写不完，每天晚上熬到两三点，钻进被窝的时候，还没想到父母，就睡着了。虽然在梦中，曲里拐弯走过的街道巷子，永远是宁波槐树路一带。

 

　　但我内心知道，真正构成我和故乡之间的离心力的，不是因为我的忙碌。和高加林一样，我生活的度量衡发生了转变。在老家，跟着父母八九点上床，在床上磨蹭到十点，蹑着手脚起来到客厅过夜生活，弄到半夜也饿了，去厨房噼里啪啦搞吃的，然后一回头，被我妈吓得魂飞魄散。她听到声音以为有贼，就抄起扫帚悄无声无息地站我身后了。而等我“魔都”的生物钟发生作用，我妈也起床了。所以，一直以来，她觉得我脸色不好是因为上海的生活质量差。我偶尔回一次家，当然得各种食补。整整一天，她剥毛豆、拔鸡毛、刮鱼鳞，所有在上海我们一律交给菜市场完成的工作，她都亲力亲为，否则，毛豆不鲜、鸡肉不鲜、鲫鱼不鲜。

 

　　在诗歌的意义上，我认同我妈所有的工作——她一边剥毛豆，一边还要跟毛豆说话。但是，爸妈年纪大了，看着爸爸骑上自行车去菜市场，右脚要在地上蹬好几下;妈妈下午炖蹄髈的时候，会在灶台边睡着。我就觉得这前现代的生活，以它全部的抒情性构成了我无法面对的拷问。每次回去，都会像逃兵一样离开。对于躁动的灵魂，故乡只是疗伤机制。

 

　　侯孝贤执导的电影《恋恋风尘》的结尾，失恋的阿远回到故乡，他用经历了伤痛的眼睛看故乡，故乡也用全部的柔情回望他。青山绿水，岁月悠远，阿远可以继续生活，观众可以继续生活。但我们知道，阿远以后还是不会留在家乡，就像“风柜来的人”，“从风里走来就不想停下脚步”。也像回到故乡的高加林，其实是带着更多的高加林离开了故乡，拥到声名狼藉的城市。而在相对论的意义上，故乡，就是为我们这些“高加林”准备的。对于我的爸妈，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槐树路的父老乡亲，是无所谓故乡的。

 

　　所以说，故乡总是和热泪连在一起，如同《信天游》唱的，“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而故乡的分量，好像也只有通过一代代青春的热血献祭，成为我们最后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