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通义（卷四内篇四）(8)

　　凡人相诟，多反其言以诟之，情也；斥名而诟，则反诟者必易其名，势也。

　　今王充之斥懦，是彼斥反诟，而仍用己之名也。

　　质性《洪范》三德，正直协中，刚柔互克，以剂其过与不及；是约天下之心知血气，聪明才力，无出于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则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乡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讥狂狷，则非三德所能约也。孔、孟恶之为德之贼，盖与中行狂狷，乱而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风下趋，不特伪中行者乱三为四，抑且伪狂伪狷者流，亦且乱四而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论知言，以为生心发政，害于其事。吾盖于撰述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为书，本无立言之旨，可弗论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尽无谓；而按以三德之实，则失其本性，而无当于古人之要道，所谓似之而非也。学者将求大义于古人，而不于此致辨焉，则始于乱三而六者，究且因三伪而亡三德矣。呜呼！质性之论，岂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书》曰：“诗言志。”吾观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诗人，何其纷纷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赋诗也。无言而有言，无诗而有诗，即其所谓物与志也。然而自此纷纷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学必本于性天，趣必要于仁义，称必归于《诗》、《书》，功必及于民物。是尧、舜而非桀、纣，尊孔、孟而拒杨、墨。其所言者，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于宾筵，闻者似谓肄业及之也。或曰：宜若无罪焉。然而子莫于焉执中，乡愿于焉无刺也。惠子曰：“走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情则异。”观斯人之所言，其为走之东欤？逐之东欤？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纷纷矣。

　　豪杰者也，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实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则鸣也。观其称名指类，或如诗人之比兴，或如说客之谐隐，即小而喻大，吊古而伤时，嬉笑甚于裂眦，悲歌可以当泣，诚有不得已于所言者。以谓贤者不得志于时，发愤著书以自表见也。盖其旨趣，不出于《骚》也。吾读骚人之言矣：“纷吾有此内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迁曰：“余读《离骚》，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其志洁，其行廉，◆然泥而不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贾之所以吊屈，而迁之所以传贾也；斯皆三代之英也。

　　若夫托于《骚》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骚之故而茫然也。嗟穷叹老，人富贵而已贫贱也，人高第而已摈落也，投权要而遭按剑也，争势利而被倾轧也，为是不得志，而思托文章于《骚》、《雅》，以谓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谓“齐心同所愿，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举擢百十高第，必有数千贾谊，痛哭以吊湘江，江不闻矣；吏部叙千百有位，必有盈方屈原，搔首以赋《天问》，天厌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吾谓年骚者，有屈贾之志则可，无屈贾之志则鄙也。然而自命为骚者，且纷纷矣。

　　有旷观者，从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适吾意也。人以吾为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为然，吾不愠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见，不欲其过执也。必欲信今，又何为也？有言不如无言之为愈也。

　　是其宗旨盖欲托于庄周之齐物也。吾闻庄周之言曰：“内圣外王之学，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适上遂，充实而不可以已，则非无所持，而漫为达观，以略世事也。今附庄而称达者，其旨果以言为无用欤？虽其无用之说，可不存也。而其无用之说，将以垂教欤？则贩夫皂隶，亦未闻其必蕲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尝欲明古今之是非，而执人我之意见也哉？怯之所以胜勇者，力有余而不用也；讷之所以胜辨者，智有余而不竟也。蛟龙战于渊，而蚂蚁不知其胜负；虎豹角于山，而螾狸不知其强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托于不欲，则夫妇之愚，可齐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纷纷矣。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变阴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人秉中和之气以生，则为聪明睿智。毗阴毗阳，是宜刚克柔克，所以贵学问也。骄阳诊阴，中于气质，学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为学问，则不如其不学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庄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洁之狷也；庄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进取之狂也。

　　昔人谓庄、屈之书，哀乐过人；盖言性不可见，而情之奇至如庄、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乡愿者流，托中行而言性天，剽伪易见，不足道也。于学见其人，而以情著于文，庶几狂狷可与乎！然而命骚者鄙，命庄者妄。狂狷不可见，而鄙且妄者，纷纷自命也。夫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气也。累于阴阳之间者，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才情不离乎血气，无学以持之，不能不受阴阳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内，环转无端，而不自知。苟尽其理，虽夫子愤乐相寻，不过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约乐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转生悲；而忧患既深，知其无可如何，则反为旷达。屈原忧极，故有轻举远游、餐霞饮瀣之赋；庄周乐至，故有后人不见天地之纯、古人大体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于阴者，妄自期许，感慨横生，贼夫骚者也；毗于阳者，猖狂无主，动称自然，贼夫庄者也。然而亦且循环未有已矣。

　　族子廷枫曰：“论史才史学而不论义德，论文情文心而不论文性，前人自有缺义。此与《史德》篇，俱足发前人之覆。”黠陋取蒲于董泽，承考于《长杨》，矜谒者之通，著卜肆之应，人谓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实之宾，徇名而忘实，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质去而文不能独存也。太上忘名，知有当务而已，不必人之谓我何也。其次顾名而思义。天下未有苟以为我树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则知当务而可自勉矣。

　　其次畏名而不妄为。尽其所知所能，而不强所不知不能。黠者视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为功也。最下徇名而忘实。

　　取蒲于董泽，何谓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于文，犹六经之删述也。《左》因百国宝书，《史》因《尚书》、《国语》及《世本》、《国策》、《楚汉春秋》诸记载；己所为者十之一，删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为非也。彼著书之旨，本以删述为能事，所以继《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于是兢兢焉，事辞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凭虚而别构；且其所本者，并悬于天壤，观其入于删述之文辞，犹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熔同于造化矣。吾观近日乏文集，而不能无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