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吃那块多出来的饼干

 

　　请给自己掌声！下一次你们在一所教堂里看到大家都穿成黑色的时候，像这样欢呼就很尴尬了。享受这一刻吧！

 

　　30年前，我坐在你们现在所坐的地方。我一定也听过某位年长的人分享他的人生经历，但我已经一点也不记得了。而在我记忆中仍栩栩如生的，是毕业。他们告诉我“你应该很激动，或者感到轻松”，也许你们现在就是这样。而我却不同。我义愤填膺：我来到这里给了他们我人生中最好的4年，而他们就是这样报答我的—把我踢走。

 

　　在那时我只确信一件事：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经济价值。而现在我竟摇身一变成了富人和名人，算是吧？我将简述我是如何飞黄腾达的。我希望你们在走出校门追寻自己的事业前能够明白，事业发展本身是多么神秘。

 

　　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发表过任何作品。然而作为艺术史系的学生，我第一次有想在文学界施展抱负的冲动是在准备写毕业论文时。我的导师Willim Childs是一个超有天分的教授、一位考古学家。我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研究意大利雕塑家Dontello在创作中如何借鉴了希腊和罗马雕塑。神知道教授怎么看待这个题目，但他却帮助我全身心投入，甚至根本是痴迷。当我交上论文的那一刻，我知道了这一生想要从事的事业：写高级论文，或者写书。

 

　　论文答辩时，我期待教授夸奖我的论文写得多么好。但他没有。等了45分钟，我问他：“你怎么评价我的写作？”“这么说吧，”他说，“千万不要靠这个谋生。”

 

　　接下来，我做了所有的人不知道该做什么时做的那件事：读研究生。我在晚上写作，没什么成果，主要是因为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东西。一天晚上，我被邀请参加一个晚宴，我身旁的女士是一个华尔街投资银行的大佬的太太，那家银行是所罗门兄弟公司。她基本上是迫使她的丈夫给了我一份工作。

 

　　我那时对这家公司一无所知，但所罗门兄弟公司恰好处在华尔街转型的前线—转成那个如今我们都知道并喜欢的样子。当我到了那家公司，我被随机分配到一份最好的工作，他们把我变成一个衍生产品的内部专家。一年半以后，所罗门兄弟开给我数十万美元的支票，让我给专业投资者提供有关咨询。

 

　　现在，我完全有东西可写了：所罗门兄弟公司。它会给一个对金钱一窍不通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一大笔钱，来假扮成理财专家—华尔街已经变得如此精神错乱。我歪打正着找到了自己的下一部“高级论文”。

 

　　我打电话告诉爸爸，我要辞掉这个年薪百万美元的工作去写一本只有4万美元预付款的书。电话那边沉默了很久。“也许你该再考虑一下。”他说。

 

　　我根本不需要考虑。我知道知性表达的激情是什么感觉—因为在普林斯顿大学我曾感受过—而我想重燃那份激情，我那时26岁。如果我真的等到36岁，我将永远无法写成那本书，我会忘记那种感觉。

 

　　于是我写了《说谎者的扑克牌》，在我28岁的时候，它卖了100万册。我有了一项事业、一点名气、一笔财富和一个新的生命传奇。

 

　　这其中包含一种更真实的传奇，它的主题是运气。那次晚宴上，我刚好坐在所罗门兄弟公司的那位女士身旁的几率有多大呢？空降在一个最好的华尔街公司，从而有机会写这个时代故事的几率有多大呢？正好坐在一个可以俯瞰行业全景的职位上的几率又有多大呢？碰巧遇到这样的父母，没有与我断绝关系，而只是叹了口气，说：“如果你非要这样就去做吧。”这样的几率又有多大呢？

 

　　我不是有意装谦虚。我的经历表明，一直以来成功是如何被世人理解的：人们真的不喜欢听到成功的原因被归结到运气上面，尤其是成功人士。他们不愿承认机会事件在他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因为这个世界也不愿意承认“运气”的存在。

 

　　为此我写了一本书，叫《钱球》，表面上是写棒球—职业棒球队有穷的球队和富的球队之分，他们用在球员身上的钱有巨大差异。

 

　　这本是不应发生的。从理论上讲，有钱的球队应该买最好的球员，并赢得所有的比赛。但当时最穷的奥克兰运动家队发现了一个秘密：有钱的球队并不真正明白谁是最好的球员。球员们被错估了，而球员被错估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家们没有在棒球成功中给予运气足够的重视。球员们因他们无法控制的事件而受到批评或称赞，比如说他们击中的球恰好落在场地的哪个位置。

 

　　所以你不得不问：“如果一个百万美元身价的职业球员都会被错估，那谁不会被错估呢？”生活的结果，虽不是完全随机的，却掺杂了很多运气的成分在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如果你获得成功，你也同时曾获得好运—而运气带来义务。你欠了一笔债，不只是欠你的神。你也欠那些没你那么好运的人的债。我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和这个演讲一样，这将是你很容易遗忘的东西。

 

　　我现在住在加州伯克利。几年前，就在离我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加州大学心理系的几个研究人员搞了一个实验。他们找来一批学生，然后给学生分组，每组3个男生或3个女生。这样的小组进到房间，随机选取3人中的一人作为组长。接下来，研究人员让他们处理各种复杂的道德问题。

 

　　在他们解决问题到30分钟时，研究人员会打断各组。他们拿着一盘饼干进入房间，总共4块。显然每个成员分到了1块，但还剩下1块放在那儿。每组中那个被随机任命做组长的人拿了剩下的那块饼干，并把它吃了。这位组长没有丰功伟绩，也没有过人的美德，他只是30分钟前被随机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