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是书的饥民(3)

 

旧书店里，每打开一本旧书，上面多有签名。有的是礼物，甚至情物，写有送给谁，何时何地，加上留言，私密地透露有关书主人的点滴。那是以赠书为时尚的旧年代，不像现在的微信红包。每本书，都有自己的行迹。觅到好书时，即使自己已有收藏，常放不下，一概买下，送给可能喜欢或需要的朋友、同仁。英国文化研究大家雷蒙·威廉斯的一些名著，如《Communications》、《Long Revolution》至少买过五册。

 

上世纪末某年，在伦敦一家古玩书店，我看到1895年版的英文版《李鸿章传》，作者是英国驻华外交官Robert Douglas。这是西人所著的首部李中堂传，要价不菲，印象中，近100英镑。学弟吴晓波研究洋务运动与中国早期民族企业，我把书转赠他。他珍惜此书。过了几年，告诉我，说书已译出，待出版。之后又没了音讯。后来得知，此书审稿过程中遇到些麻烦。原计划在李鸿章逝世110周年出版的，只能推迟。好在最后放行了。身后殊荣，李中堂地下应有知，也不枉我和晓波的一番努力。

 

Robert Douglas《李鸿章传：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裱糊匠”》Robert Douglas《李鸿章传：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裱糊匠”》
 

阅读与书的饥民
 

我们这代人，幼时是书的弃民，被剥夺了正常的童年。读什么样的儿童读物，就有怎样的童年。我的童年，中国还锁在世界的大门外。记忆中，我在小学订阅过《红小兵报》、《红小兵刊》。唯一读过的童话，是安徒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它之所以漏网，是当时用它批判资本主义的万恶。那时，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过一个音乐广播剧，名叫《小艾莉的星期天》，讲的是一个西方的贫穷家庭，父亲失业，为养家谋生，不得不去动物园假扮大猩猩的悲惨故事。后来读爱尔兰笑话集，意外发现这则广播剧居然由一则爱尔兰幽默改编而来。一则笑话，变成制度的声讨，或是文学史、艺术史上最奇妙的文体翻转。

 

1978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1978年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与很多同辈人一样，我是在做父亲之后，才慢慢捡回一半失落的童年。幼年时该读的很多小人书，最后是以父亲的身份读完的。给孩子讲睡前故事，才知道格林兄弟的童话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代人对知识的饥渴几乎是生理性的。对深重的知识的残缺，我们是自卑的。与我同期留英的一位复旦校友，去剑桥读经济。一次去他家玩，发现他在分期付款买一套百科全书。他说，在正式做研究、写论文前，先要补齐一个正常人应具备的基本知识，艺术、音乐、绘画、动物、植物、大自然。若没有基本的知识与学养享受人类的创造与文明，我们又谈何为人类与世界效力。他一直拖到很晚才确定他的博士论文选题。我理解他。

 

去年在牛津客座，淘得不少好书。我最珍惜的一本叫《牛津荣誉录》（Oxford Roll of Honour），牛津第一次世界大战服役者名录。我在Oxfam旧书店购得的，花了10英镑，精装，683页，1920年克拉伦登出版社。书中提到，一战爆发后，共有14,561名牛津学生和教职人员服役英国皇家陆军和海军，奔赴前线。名录按学院排列。每位服役者，都有专门的词条，包括姓名、所在学院、专业与学位、入伍时间、部队番号、军衔、开赴的战区/国家、受伤或阵亡时间。

 

 

这是一本青春矢折的生命记录，也记录着知识人的担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就是这种心灵上的贵族精神。荣耀与特权，更多的是意味着责任。我时常在案头翻阅这册书，读几个词条，字里行间，体味生命之脆弱与短暂。这册蓝皮镶金的书，像一个灵魂的墓群。记录了，它才存在。

 

我们正在渐渐告别印刷，走入电子书、数字书时代。我也看电子书，知道印刷文明的大势已去，但我们这代人对书的执念刻骨铭心，无法全心拥抱人类正进入的“无手稿”时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我们得认。我们是印刷文明的产儿，无论被宠幸，还是曾被遗弃，已是生命体验的一部分，难以割舍。

 

近年来，不断听到有关中国人读书的统计，好像读书量一直在下滑。诱惑太多，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现在书丰富了，译著也多，书在争抢读者。因为闭锁与无知，我们曾是书的饥民。但在有书可读的年代，如果不小心，我们仍可能沦为饥民的。

 

一个国家对书的态度，或也映照它对世界大势的判断。历史上，对书和知识最饥渴的年代，中国最包容、进步也快。物质生活的优越与旅行便利，并不一定我们就能睁眼看世界。孔夫子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想必他心中自有方向，有地图导引。我怀念八十年代读盗版书的年代、怀念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彻夜排队求书的年代，怀念为一篇报道、一本小说、一篇报告文学举国阅读的年代。已故的周有光先生说，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要从世界看中国。他活了111岁零1天，历经五个朝代，读书一辈子，终身思考中国的命运。他的悟道，得信。

 

2019年2月写于美国休斯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