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家”

春节一直被视为每个中国人最大的节日，与其说是因为它标志着一元复始，倒不如说是因为它象征着“阖家团圆”这个中国文化中最大的愿望。很多人可能都不乏这样的童年记忆：春节是欢乐的节庆，而这种欢乐来自穿新衣、吃团圆饭、压岁钱，以及不受限制地与亲友玩乐，简言之，那是愿望得到满足、限制得以放松的时刻。那是“家”所能给你的最好东西，至少在传统上人们是这么理解的。

 

不过，这些年来，“过年”已渐渐从团圆时刻变成了矛盾的爆发点，以至于有种戏谑的说法：“有些家庭过年，吵一架才算完整”。原本因为不在一起得以避免的矛盾，到这团聚的时刻都爆发出来了。对很多远走高飞的年轻人来说，“回家”可远不是意味着放松撒欢、满足自己愿望，恰恰相反，是要硬着头皮回去“年底交账”的时刻，意味着谨慎疲惫地去满足家人的愿望。网上流传着各种面对七大姑八大姨“什么时候脱单”的质询时应对的“春节自救指南”，便是这种心态的写照。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

到这一步，必须承认，这一代中国人的心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变化：如果说以前是出门在外总想着“叶落归根”，漂泊在外总觉得凄凉，要回家平安团聚才感觉自如，那么现在，很多人或许都会同意，他们远离家门时还比回家来更为自在；即便是春节还乡，也只是一个迫不得已要完成的任务（“不回来说不过去，回去就盼着早点过完”）。在这种情况下，“家”对现代中国人还剩下什么意义？

 

家：保护你也束缚你

我们现在对“家”的矛盾感受与痛苦，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只有在现代化过程中，这种冲突才特别强烈。和几乎所有传统一样，家庭既给人保护也束缚人，只是生活在传统时代的人在面临危险的外部世界时，更容易认同家族，体会到它所给予的保护；而对于我们这种在现代化进程中试图挣脱家庭获取自由的个体来说，感受到的却主要是它所带来的束缚。

 

人类学家许烺光早在数十年前就写过一本《宗族·种姓·俱乐部》，分析三种不同文化之下的基本社会制度：中国的宗族、印度的种姓，以及西方的俱乐部。这里最根本的差别是：宗族和种姓都是“原基的”（primordial），是你生来就有的，而不像俱乐部那样可以自主选择加入。这意味着，不管你的自身愿望如何，你都不能改变自己在血缘上是某一家族成员这一事实。当然，任何社会的家庭都有这样的特性，只是在城邦自治体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西方社会，更偏重给每个个体提供制度化的保障，使他们有权在一个流动化的环境中自主选择身份认同。

 

许烺光的《宗族·种姓·俱乐部》许烺光的《宗族·种姓·俱乐部》

相比起来，中国传统的小农社会是一个小范围内频繁密切互动的熟人社会，每个人都生活在他人的眼皮底下，没有什么隐私可言；这样一个社会之所以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就在于它的流动性很低。传统上缺乏法律保障，外部世界又充满着危险，个人难以在这样的世界上生存下去，因而“家”就是每个中国人最后、也最顽强的依靠。这符合经典农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所有权、生产和消费均以家庭而非个人为单位，农民社会充满着家庭主义的氛围，要活下去，就得一家人齐心协力。也因此，中国人历来注重的不是个体，而是家族的存续——不是“有你才有家”，而是“有家才有你”。

 

在这一意义上，“家”对中国人而言是一套综合性的“生存机制”：它集繁衍、福利、救济、生产等所有功能于一身，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所有需求几乎都可以从家庭中得到。反过来，有很多事都无法靠个人力量办到（所谓“独木难支”、“一个好汉三个帮”），在一个尚未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很多服务、乐趣，更别说权利，仅仅靠钱还得不到，只能靠关系、权力和福利等机制来予以补充。久而久之，很多人都学会了尽量少花钱而充分利用这些“免费”的资源，而代价则是你难以从这一千丝万缕的网络中完全独立出来。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就像在一个小小的生态区位（niche）中进化的生物一样，最佳生存策略就是适应这样的环境，发展出对这一微观环境的细腻适应力，最终形成稳定社会秩序的基础。

 

宗祠宗祠

现代化进程破坏了这种稳定性。当欧洲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个工业化的中国首次登上历史舞台。此后尽管有反复，但总体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脱离土地，涌入城市。无论他们进城是出于什么动机、生活得怎样，这一流动性本身都使人脱离了家族的控制和原本亲族之间的相互义务，中国的宗族传统事实上再也没能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所谓“结构决定心态”（structure is mentality），一个生活在充满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体，注定与生活在稳定宗法社会中的个体有着迥然不同的精神状态。

 

一百年前，李大钊曾说到一种无处不在的窒息感：“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近。”这番话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会让很多人有共鸣。中国的现代化原本就有“追赶”和“压缩完成”的特点，特别急骤，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几难避免，而家庭却又被视为牢不可破、无可遁逃的生活单元，这就不能不使人矛盾纠结。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怕过年，因为过年团聚意味着不得不去面对那些已经很久不必面对的问题，有人说“一个现代人被强行拉回宗族社会能不怕吗”，可谓一语中的。前一阵新北市长朱立伦说，过年时亲友最爱问、而年轻人最厌烦的有十句话，诸如“今年有对象了吗”、“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考上哪间大学啊”、“现在在哪里上班”、“你现在薪水多少”、“什么时候生小孩啊”、“要不要再生一个”——这一点上真是两岸一家亲，连三姑六婆的样貌都没差别，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基于熟人社会之间的“关怀”，没有隐私与边界意识，也就无法预料到这是对他人的干涉。正因此，有个戏谑的说法：“年关年关，就是关在一起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