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家”(2)

 

本来春节的习俗、乃至春晚的审美，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业生活传统的产物，而2011年中国人口城市化水平已经迈过了50%这一关键临界点（尽管数字有争议），年轻一辈的趣味、审美、习惯均有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变化，但春节习俗、父母那一辈的心态却不是那么容易调整的，甚至连年节内涵也不是那么容易推陈出新、作出有弹性的回应，于是难免变得与越来越多人的现实生活脱节，不能适应人们已经多元化的口味。其结果，对很多人来说，“陪父母看春晚”乃至“回家过年”本身仅仅只是在“尽孝”，是屈抑自我来迎合家人的意愿，暂时做一个“好孩子”，以维持一家人其乐融融相聚一堂的和谐表象。在李彬的漫画中，春节回家就是面对一地鸡毛，唯一可取的应对机制就是：保持礼貌，保持微笑，“家是身在远方才会想念的地方”。

 

李彬的漫画李彬的漫画

这就是当下中国人所面临的基本悖论：“家”原本被视为最温暖的港湾，但对过惯了自由生活的人们来说，它又意味着唯一一大群你不得不面对的群体。无论你在外面是怎样一个自我，回到家里来，没人在乎你有什么兴趣爱好，他们只是想知道你赚了多少钱，什么时候脱单、结婚、生孩子。即便不是“一下被打回原形”，也至少意味着那些沉重的负担又回来了，迫使你要按照家族的愿望把自己塑造为一个社会人，而不是按自身的愿望自由生长。

 

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离那个温情的“乡土”和“家族”太远，已经回不去了。如果说以前还有“乡愁”，那是因为长时间的乡土生活经历所锻造的一种依恋，但在一个流动性逐渐加强的今天已被不可逆转地消解了，不同地区的生活习惯未必再让你不适，说不定还更便利而自在，反倒是回乡面对亲人时让你更感不适。“无家可归”已经不再是一个凄凉的诅咒，对那些迫切想要逃离故土束缚的人们来说，甚至算得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从生存机制到情感结合

虽然在春节里每个家庭都还尽力维持着圆满的假象，毕竟怨恨和争吵总要隐藏起来，然而，这样一个“家”毫无疑问已经危机四伏。它之所以还没有分崩离析，只是因为天生的血缘关系作为不绝如缕的纽带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基本联系，但却不能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是年轻人已经不需要“家”了吗？确切地说，他们不是不要“家”，而是想要一个自己能认同的“家”。即便那些迫切想要与原生家庭割裂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他们不要正常的家庭，倒不如说只是因为他们更珍视自我，迫不得已通过割裂来保全自己。由于家族/家庭的原基性，中国文化在传统上并不注重个体的主动认同——尽管也会通过祭拜祖先等诸多仪式塑造认同，但那都不是基于你自由、自主地在理念上予以认同，理由很简单，无论你父母怎么做，他们都是你父母，这是无条件的认同，所以他们没有必要太多顾及到你的感受。如果他们这么做，那是你投胎运气好，而不是他们必须如此。

 

但对当下的一代来说，要他认同当然是有条件的，就像对一个兴趣小组、一个俱乐部、一家公司，是对其理念有认同才加入，不然就退出。对习惯了这样理念的一代来说，让他难以接受的一点是，家族既没有“主动认同”一说，更没有“退出机制”。这是一个静态的、甚至铁板一块的单元，而不是顾及到每个个体的感受做动态调整。1987年，一项针对中国城市家庭的调查表明，中国父母认为子女最大的道德缺陷是“不听话”；现在三十年过去了，这仍让很多父母感到烦恼：子女成年后的独立自主看起来似乎不是一件值得欣慰的好事，而被看作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本来，个人主义与家庭价值观并不必然矛盾。人人都知道西方传统中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尤其是在英美文化中，按英国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的观点，13世纪的英格兰就已有相当发达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观念；然而与此同时，英美文化也非常重视家庭。英国女王的圣诞演讲，年年都不忘强调家庭价值；在美国，一个家庭价值观有问题的政治人物不会讨人喜欢，在选举中通常很难胜出。

 

艾伦·麦克法兰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艾伦·麦克法兰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

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却导向一个特殊的结果：个体的解放，与家族/家庭框架之间出现了激烈的排斥反应。五四时期所说的“冲决网罗”，首当其冲要打破的就是旧家庭的框架。这一百年来的演变结果，是“大家族”逐渐分解为“小家庭”，问题已经不再是旧道德的束缚，倒不如说是代沟。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最基本的原则是生活在一起的人要以他人感受为重，甚至屈己从人——哪怕是鲁迅和胡适，都曾因为不忍拒绝母命而与自己不爱的女人结婚。这对现在自我权利意识高涨的一代来说当然已经无法想像，别说是结婚这么大的事，就算在别的事上，他们也已经不愿意再为了别人的感受而屈抑自我。

 

传统大家庭的和睦，靠的大抵都是“相忍为安”。传说唐代张公艺九世同居，都相安无事，唐高宗好奇问起其故，他拿过一张纸，写了一百个“忍”字。不过，仅仅“忍”其实还不够，还需要一家之主能维持基本的公平公正，秉持每个人都能认可的“道理”。问题在于，现代权利意识的兴起，不仅使人难以再一味忍受，而一些家长的旧观念也不再能得到认可。很多家庭矛盾的中心就是父母的偏心，所谓“扶弟魔”，往往从女儿那里尽量汲取来给儿子。更有甚者，有时女儿明知父母偏心，但成年后反而会尽力反哺父母，希望能获得缺失的爱与认同，结果却是父母还是和以前一样，把从女儿那里得到的都尽力贴补了偏爱的子女，女儿因此生出更多的不满与怨恨。

 

由于家庭结构未能调整回应个体的需求和情感，其逻辑结果是：个人主义的兴起，加速了中国家庭的瓦解。由于中国家庭原本就偏重“生存机制”而非自发的情感纽带，其结果，很多子女在分家后往往把原有大家庭当作一种可以不断索取的资源。1991年的电影《过年》中，李保田、赵丽蓉饰演的老夫妇在新年等来了五子女回家，但在团圆的表面之下，他们却几乎人人都以各种理由，想着能从父母那里捞一点，最终老人伤心离家。这个故事恐怕在中国无数家庭上演，父母往往都为子女承担着无限责任，在这种权利与责任不清的家庭中，如果又不再齐心协力，最终往往就是每个人都想着尽量为自己多捞一点。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解放对中国式家庭而言就变成了一种离心倾向，人们往往隐含着道德批评和不情愿，但仅靠这样不足以阻止其瓦解，只有每个人的权利得到厘清之后，才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