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这样忍了一辈子

 

　　我从小生长在乱世里，在粮食极为短缺的当时，我吃过麦渣糊粥，我以地瓜当饭，每天三顿，吃得都怕了起来。十二岁出家以后，寺里仍是以稀粥代替干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或一些素菜。这对于正处在成长期的我来说，当然是不够纳胃的，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心中的感念便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了忍的习惯。

 

　　1949年，刚来到台湾时，我四处漂泊，无人收容，真正遇到难以度日的苦楚。后来我辗转来到宜兰，生活才逐渐安定下来。当时正信佛教不发达，为了接引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不惜将些微稿费拿来购买佛教书籍，送给来寺的青年;我甚至经常忍饥挨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点以上的路程，到各处讲经说法，将饭钱、车费节省下来，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

 

　　早年因为没得东西吃，只要有得吃，都觉得好吃。近年来，吃的东西很多，我十分珍惜这份福报，所以不管是汤面、拌面，干饭、稀饭，米粉、冬粉，水饺、包子，虽然不一定觉得好吃，但我一概来者不拒。有时候看到徒众很用心地为我准备了一道菜，为了嘉勉他们的辛劳，即使不甚好吃，我也会随意称赞某道菜十分可口。然而徒众未能善体我心，甚至误解人意，有时候一月半月每天都会吃到同一道菜。问他们是何原因，他们总说是随顺我的喜好，真是令我啼笑皆非，但是叫我说一句“不喜欢吃”，怎样我也不肯。我宁愿一直忍下去，也不愿随便说出我的好恶。

 

　　有一回在外地讲经，天气突然变冷，有位弟子为我买了一件毛衣，我连说：“厚的衣服真好！”意在赞美他的体贴用心。没想到日后大家都说我喜欢穿厚的衣服，从此尽管天气转热，侍者也依旧为我准备厚的卫生衣、厚的罗汉褂，乃至特地定制厚的长衫大袍。我向来不忍拂逆别人的好意，因此只有自己忍受汗流浃背之苦了。

 

　　我常常想起过去在丛林里，戒规十分森严，即使天寒地冻，也不准我们披围巾、戴帽子，而在那个贫苦的年代里，我们穿的几乎都是已圆寂前人的遗物，缝了又补、补了又缝的单衣薄衫，每逢隆冬时节，凛冽的北风从宽大的衣领袍袖中直贯而入，没有忍耐精神，不易度过寒冬。于今，我将这份耐冷的力量运用在忍受暑热上面，显得驾轻就熟。

 

　　所谓“忍”，忍寒忍热，这是很容易的;甚至忍饥忍渴，也不算难;忍苦忍恼，还能勉力通过;然而忍受冤屈，忍一口气，就大为不易。但是，无论如何，想到自己既已学佛，深知相互缘起的真理，明白“忍”是一生的修行，为什么不能依教奉行呢？

 

　　曾经有一个徒孙，经常购买下端绣有图案的毛巾给我使用，我因为脸上破皮，建议他买没有图案的，以免洗脸时觉得不舒服，他却理直气壮地说道：“有图案的毛巾比较美观，您用另外一端擦脸，就不会碰到绣花了！”唉，彼此心境不同，说起话来有如对牛弹琴，我也只有当下“受教”，忍他一忍算了。

 

　　记得我五十岁生日，一名在家信徒特地送我一张价值不菲的弹簧床，无奈我从小睡惯了木板床，但又不忍直言，让他难过，从此只好将床当作装饰品，自己每天睡在地板上，达十年之久。

 

　　有一次，我应邀到温哥华弘法，承蒙信徒好意，特意为我商借一位张姓居士的别墅，其中一间考究的浴室，内有新式开关、长毛地毯，还有漂亮的浴帘、舒适的浴池，我因为不会使用这些繁复的设备，只得忍耐到行程结束，回到佛光山再痛快地洗澡。

 

　　朝好的方面去想，这也是他们的一番孝心善意，我怎好苛责呢？尤其回忆四十年前，我刚到宜兰雷音寺时的光景，与今比之，真可说是天壤之别。

 

　　那时由于政策使然，寺院里住满了军眷，丹墀成了大众的厨房，每次如厕，我都必须等人将煮饭的炉子移开，才能开门进去。最初我都在佛桌下过夜，后来寺众整理出一间斗室给我居住，里面除了一张破旧的竹床以外，只有一架老旧的缝纫机，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三个月以后，我从布教的监狱捡来一把狱所不用的椅子，欣喜不已，从此每天晚上，等到大家就寝以后，我就把佛前的电灯拉到房门口，趴在缝纫机上写作。在现代人看来，或许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的我，非常珍惜这份难得的机会。

 

　　三四十年后的今天，目睹现代的年轻人空腹高心，漫言入山修行、闭关阅藏，不禁感慨万分，倘若福德因缘不具，焉能获得龙天护持？“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好”，没有百忍兴教的精神，如何成就人生大事？“我就这样忍了一辈子”，岂止是就物质上的缺乏而言，其他如精神上、人情上、事理上、尊严上等种种违逆境界，又何止忍上百千万次？

 

　　1991年，我在浴室里跌断腿，顿时身边增加了不少“管理人”，这个弟子拿来这种药，那个弟子拿来那种药，我为了成全大家的好意，只得忍耐把两种药都吃下去。有时我回头反省：为人着想固然便利了别人，却也让我就这样忍了一辈子。我的腿之所以会摔断，正是因为在盥洗时听到电话铃声，为了怕对方着急，赶紧从浴室冲出来时，不慎滑倒所致。虽然有了这次前车之鉴，我还是尽量不让电话铃声超过三声以上。

 

　　回顾我这一生，自从拥有电话以来，真可说是不堪其扰。我常常在深更半夜被从西半球、南半球打来的电话吵醒，拿起话筒一听，往往都是些不痛不痒的小事。我尽管心中也在责怪他们不知体谅别人，不预先算好时差，但是仍然出语和缓，不使对方难堪，而自己却赔上一夜的睡眠。

 

　　我不但在半夜耳根不得清净，即便在白天，也还得六根互用，手脚并行。在我的法堂里，总是聚集着一群徒众，七嘴八舌地和我讨论事情，我不但得瞻前顾后，还必须左右逢源，唯恐忽略了哪一个人。有时大家为了公事僵持不下，我还得居中斡旋调处，几个小时下来，真是口干舌燥，筋疲力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