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自在的童年,其实只是一场意外(2)
时间:2018-08-25 作者:尼德罗 点击:次
“童年”其实是被发现的。而这与儿童保护法律的出现息息相关,也跟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不可分割。
到了二战之后,美国的大部分孩子都获得了真正“快乐的童年”。就像出生于1940年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罗伯特·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里所描绘的,孩子们无论贫富,可以上学,可以一起玩耍,并且都不需要担心温饱。
这是因为,美国在1938年终于在全国层面以法律实现了禁用童工的规定。而大部分中国孩子要获得类似的待遇,要迟滞1970年代或者更晚一些。
直到1986年,中国的《义务教育法》才被正式颁布。此前的1956年,颁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内规定:“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5年内或者7年内普及小学义务教育。”既然按照各地情况,那么辍学的情况也就变得十分常见。
作为80后,也许在我成长的年代里,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物质条件都还赶不上1958年的美国中部城市克林顿港,但摆脱了温饱的威胁,强制进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之后,我们这一代孩子同样享受到了自由自在的童年。
所以,如果要获得快乐的童年,不仅仅需要满足在熟人社区随意玩耍、学习压力不至于太大、看管的人不会太多等条件,还需要保障起码的温饱水平。
的确,与今天的孩子相比,80后没有补课、培训的压力,生活的社区依旧稳定、封闭;而与40、50后相比,80后不存在饥寒交迫的威胁。历史地来看,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其实只是一场意外。
等待奇迹的一代
帕特南写《我们的孩子》的目的,其实是对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社会陷入机会不平等境况的一种针砭与哀叹。当帕特南这一代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他们的孩子因为贫富差距,变得不再一起玩耍。
对帕特南担忧情况描绘得更精确的,要数《不平等的童年》一书的作者,来自宾西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妮特·拉鲁。后者在1993-2003年期间,持续跟踪了88个分布在中产、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并对其中的12个家庭中进行了深入的记录、访谈和分析。
其结论与帕特南不谋而合,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早在家庭内部就已经被决定了。不同阶层的家庭,会采用泾渭分明的教育方式。其中,中产家庭教育方式的一大特点就是对孩子玩耍、沟通和学习的深度干预。对比之下,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拥有大量自主安排的空闲时间。但问题在于,从今后的发展成就来看,中产家庭的孩子保持了一贯的优势,而工人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很难实现阶层流动。
这就回到了前面所讨论的,当教育变成社会阶层流动主要甚至近乎唯一的渠道,那么孩子的童年就会被成人所把控。中美中产家庭的区别在于,中国的中产家庭父母只是经济意义上中产者,在学历、学识和教育观念上,并没有能够获得与经济能力相匹配的水准。所以,对比之下,中国的家长会更急功近利,更缺乏对孩子的尊重。
但不管怎么说,美国中产家庭的孩子已经无法像帕特南儿时那样,可以拥有的大量无忧无虑的时光。英国的教育机构也打算花费数千万英镑,推广中国上海的数学教学模式。整个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疯狂比拼对教育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投入。
今天,我们告别二战已经73年,距离冷战结束也已经快30年。贫困差距的扩大已经不是某个国家的现象,而是在全球普遍存在,就连德国也是如此。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相对和平期后,全球层面的阶层流动都在趋缓。或许,这也是教育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原因所在。
身处在这一浪潮中,我不禁为自己不到2岁的孩子感到担忧。至少到目前为止,他是如此地开心快乐。然而,快乐的童年毕竟只是一场意外,一个只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意外。几年之后,当他从幼年走向童年,他还会遇见这种意外吗?
作为时代的意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为个案的意外或许存在。例如,我认识一个琴童,父母赋予了他相当大的权力和能力来自主安排拉琴、运动、阅读、游戏的时间分配。从他的精神状态来看,我能感受到他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愉悦。不过,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他已经从现有的学校教育中剥离出来,看起来他似乎并不需要背负中高考的压力。
作为父亲,我想我一定会尽力为孩子保留一块发生意外的土壤。但我明白,在这个时代,快乐童年的生长逻辑已经不同于我们那一代。如何在父母深度干预的前提下,让孩子能够追逐自己的兴趣,享受学习的过程?这不仅需要父母持有相应的理念,更需要社会能够出现能够融合、实践这种理念的学校。
就后者而言,这无异于要创造一场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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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儿童的世纪》,作者菲利蒲·阿利埃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
《我们的孩子》,作者罗伯特·帕特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
《不平等的童年》,作者安妮特·拉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作者维维安娜·泽利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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