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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住什么地方,你就是什么人

你住什么地方,你就是什么人

最近在维也纳赶上几个世纪纪念展。1918年一次大战结束前,一次西班牙流感大爆发,本地一批重量级文化人物没能熬过这一劫。除了大家熟悉的画家克里姆特、施勒,还有建筑师奥托·瓦格纳,都在那份减员名单里面。
 
关于这座城市,我们先说几句题外话。今天我们看见的维也纳是19世纪改造后的结果。富贵气侧漏的环城大道原本是拆除的古城墙原址,就像北京的二环路。这圈大道两侧都是立面雕饰繁复的建筑物,像常被游客当作自拍背景的市政厅、旧皇宫、歌剧院、市立剧场、议会大厦,还有玛丽亚·特蕾莎广场上的艺术史和自然史博物馆。可就像很多大城市一样,光鲜外表的背后是居住空间严重短缺,以至很多人跑到咖啡馆看报纸消磨时间。老上海的咖啡馆常客,不也大多住亭子间?
 
 
变革的需求就在现实当中,而瓦格纳是率先提出思想的人。他认为设计应优先考虑功能、结构和材料,而不是外表,更不是对于历史风格刻意仿效。可惜在他生前,哈布斯堡君主是最大的甲方,建筑风格必须体现堂而皇之的大国风范。另一方面,开明专制国体还孵育出一个要面子超过里子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的静好岁月充斥着浮夸矫饰的毕德迈尔家具、茜茜公主、约翰·施特劳斯。直到帝国战败崩溃,原本紧张的住房又被战火摧毁无数,如何安置流离失所的人口,从前线返乡的军人到乌克兰地区的难民,成了战后重建的重要任务。
 
此时社会民主党人掌握的红色维也纳,尽管通货膨胀恶化,仍施行了大量社会福利计划,包括兴建政府投资的廉租公寓。其中位于德布林区的卡尔·马克思大院长度超过一公里,至今保持单体建筑的世界纪录。这栋造型简素的庞大结构包括一千多个单元,以及幼儿园、阅览室、公共浴室,除去些许色彩对比,没有其它装饰元素。当年主持项目的卡尔·埃亨,恰好也是瓦格纳的门生。同时代的建筑大家卢斯,更是高调反对无用的装饰,并鼓吹诚实地建材。这种新趣味代表了否定性的新意识形态。它面对的是崩溃的旧秩序,随着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家族纷纷坠地蒙尘的皇冠,一切矫饰都已沦为笑话。
 
所谓诚实,就是暴露功能和结构,让山花、浮雕、柱廊这一类历史元素,从建筑上消失。这种设计思想发扬光大,却是在德国一家艺术学院,也就是早已成为传奇的包豪斯。建筑这种处理石材、砖瓦的传统手艺,在此被改造成使用水泥、钢材和玻璃的工业。预制加工的标准化材料不仅带来了效率,还有一种鼓吹平等精神的新审美。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它的师生能在纳粹掌权之后,继续把这些新建筑观念传播到芝加哥、哈佛、特拉维夫,最后成为国际风格。
 
 
当年的包豪斯流亡者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学院的末任校长密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个世界的现代化部分,其面貌很大程度就是这个人定义的。即便你对现代建筑无感,也会听说过他的金句“少即是多”。实现最少装饰最多功能,就要通过工业化的建筑材料。他发明的带形长窗,至今还是写字楼的标配。一战结束后不久,他就设想在柏林市中心的菲特烈大街,建造最早的钢架玻璃摩天楼。虽然方案最终停留纸上,但这类设计在精英和先锋艺术家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带给他更重要的设计订单。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年3月27日—1969年8月17日)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年3月27日—1969年8月17日)
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29年巴塞罗纳世博会的德国馆。对于正在摆脱一战战败阴影,经济开始复苏的魏玛共和国,这是一个展示民主化新形象的机会。而密斯设计的极简风格,恰好符合这中“去帝国化”的政治需要。像很多博览会的临时设施一样,当年这座展示厅早已在活动结束后,依照惯例拆除。然而这件作品太过重要——美国建筑家菲利普·约翰逊称它为现代建筑订立了范式,其意义就如同沙尔特圣母院之于中世纪教堂——1983年,巴塞罗纳市政府又在犹太山原址,重建了一座复制品。
 
密斯·凡·德罗作品: 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1983年重建)密斯·凡·德罗作品: 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1983年重建)
这个体量不大的单层结构,乍看或许给你一种样板房的印象。但它展示的不是居住功能,而是对于结构和材料的理解。水磨大理石和玛瑙墙面,以及落地玻璃隔断,分割出彼此自由流动的空间,衬托室外水体折射的光影,营造出轻若无物的空灵禅境。此外,展厅配置的皮面靠椅,也成了俗称“巴塞罗那椅”的经典设计。它的钢架结构好像一截鱼骨天线,造型则取自古代流行于罗马贵族的折叠马扎。当然,它的价格也远非寻常百姓所能接受,而且背叛了包豪斯的社会主义宗旨。
 
 
此后不久,随着希特勒及国社党在德国崛起,密斯和包括几位同事在内的诸多德国名流,陆续流亡美国。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新世界。这里未曾遭受旧大陆那种规模的战争破坏,也没有同样的社会危机,无需通过取消装饰来方便重建,并刻意强调功能性和平等精神。但这不妨菲利普·约翰逊这样的知识分子型建筑人,通过一些策划一系列展事,把欧陆新潮重新打包,再以“国际风格”的名义推广到美国。
 
移民后的密斯定居芝加哥,在阿莫尔理工学院主持建筑专业。他利用这个机会重建校园,设计了一系列水泥玻璃结构的新堂馆。对于迷恋各种仿旧款式的美国公众,他的风格太过清汤寡水。他设计的学生礼拜堂就是一方盒子,不说还以为是什么工业设施,倒是新建的锅炉房,因为竖着一座烟囱,到让一些人觉着像教堂。
 
新理念一旦逼格上了层次,精英阶级就会趋之若鹜。密斯追求建筑物连绵不断的既视感,避免被墙体打断,就像阿道夫·鲁斯所谓的连贯空间。这就需要一种视觉上最轻盈的材料,而最佳选择莫过于玻璃。除了打通室内的空间分割,步移景易,它也允许视线在室内外交互穿越,几乎就是传统厚重墙体的反义词。作为尼采的信徒,他相信现代人早已无家可归,而生活在世界上则是一系列实验和历险。这种虚无感也通过玻璃找到了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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