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住什么地方，你就是什么人

最近在维也纳赶上几个世纪纪念展。1918年一次大战结束前，一次西班牙流感大爆发，本地一批重量级文化人物没能熬过这一劫。除了大家熟悉的画家克里姆特、施勒，还有建筑师奥托·瓦格纳，都在那份减员名单里面。

 

关于这座城市，我们先说几句题外话。今天我们看见的维也纳是19世纪改造后的结果。富贵气侧漏的环城大道原本是拆除的古城墙原址，就像北京的二环路。这圈大道两侧都是立面雕饰繁复的建筑物，像常被游客当作自拍背景的市政厅、旧皇宫、歌剧院、市立剧场、议会大厦，还有玛丽亚·特蕾莎广场上的艺术史和自然史博物馆。可就像很多大城市一样，光鲜外表的背后是居住空间严重短缺，以至很多人跑到咖啡馆看报纸消磨时间。老上海的咖啡馆常客，不也大多住亭子间？

 

 

变革的需求就在现实当中，而瓦格纳是率先提出思想的人。他认为设计应优先考虑功能、结构和材料，而不是外表，更不是对于历史风格刻意仿效。可惜在他生前，哈布斯堡君主是最大的甲方，建筑风格必须体现堂而皇之的大国风范。另一方面，开明专制国体还孵育出一个要面子超过里子的中产阶级群体，他们的静好岁月充斥着浮夸矫饰的毕德迈尔家具、茜茜公主、约翰·施特劳斯。直到帝国战败崩溃，原本紧张的住房又被战火摧毁无数，如何安置流离失所的人口，从前线返乡的军人到乌克兰地区的难民，成了战后重建的重要任务。

 

此时社会民主党人掌握的红色维也纳，尽管通货膨胀恶化，仍施行了大量社会福利计划，包括兴建政府投资的廉租公寓。其中位于德布林区的卡尔·马克思大院长度超过一公里，至今保持单体建筑的世界纪录。这栋造型简素的庞大结构包括一千多个单元，以及幼儿园、阅览室、公共浴室，除去些许色彩对比，没有其它装饰元素。当年主持项目的卡尔·埃亨，恰好也是瓦格纳的门生。同时代的建筑大家卢斯，更是高调反对无用的装饰，并鼓吹诚实地建材。这种新趣味代表了否定性的新意识形态。它面对的是崩溃的旧秩序，随着哈布斯堡、霍亨索伦、罗曼诺夫家族纷纷坠地蒙尘的皇冠，一切矫饰都已沦为笑话。

 

所谓诚实，就是暴露功能和结构，让山花、浮雕、柱廊这一类历史元素，从建筑上消失。这种设计思想发扬光大，却是在德国一家艺术学院，也就是早已成为传奇的包豪斯。建筑这种处理石材、砖瓦的传统手艺，在此被改造成使用水泥、钢材和玻璃的工业。预制加工的标准化材料不仅带来了效率，还有一种鼓吹平等精神的新审美。作为一个教育机构，它的师生能在纳粹掌权之后，继续把这些新建筑观念传播到芝加哥、哈佛、特拉维夫，最后成为国际风格。

 

 

当年的包豪斯流亡者当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学院的末任校长密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个世界的现代化部分，其面貌很大程度就是这个人定义的。即便你对现代建筑无感，也会听说过他的金句“少即是多”。实现最少装饰最多功能，就要通过工业化的建筑材料。他发明的带形长窗，至今还是写字楼的标配。一战结束后不久，他就设想在柏林市中心的菲特烈大街，建造最早的钢架玻璃摩天楼。虽然方案最终停留纸上，但这类设计在精英和先锋艺术家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带给他更重要的设计订单。

 

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年3月27日—1969年8月17日）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1886年3月27日—1969年8月17日）

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29年巴塞罗纳世博会的德国馆。对于正在摆脱一战战败阴影，经济开始复苏的魏玛共和国，这是一个展示民主化新形象的机会。而密斯设计的极简风格，恰好符合这中“去帝国化”的政治需要。像很多博览会的临时设施一样，当年这座展示厅早已在活动结束后，依照惯例拆除。然而这件作品太过重要——美国建筑家菲利普·约翰逊称它为现代建筑订立了范式，其意义就如同沙尔特圣母院之于中世纪教堂——1983年，巴塞罗纳市政府又在犹太山原址，重建了一座复制品。

 

密斯·凡·德罗作品: 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1983年重建）密斯·凡·德罗作品: 巴塞罗那世界博览会德国馆（1983年重建）

这个体量不大的单层结构，乍看或许给你一种样板房的印象。但它展示的不是居住功能，而是对于结构和材料的理解。水磨大理石和玛瑙墙面，以及落地玻璃隔断，分割出彼此自由流动的空间，衬托室外水体折射的光影，营造出轻若无物的空灵禅境。此外，展厅配置的皮面靠椅，也成了俗称“巴塞罗那椅”的经典设计。它的钢架结构好像一截鱼骨天线，造型则取自古代流行于罗马贵族的折叠马扎。当然，它的价格也远非寻常百姓所能接受，而且背叛了包豪斯的社会主义宗旨。

 

 

此后不久，随着希特勒及国社党在德国崛起，密斯和包括几位同事在内的诸多德国名流，陆续流亡美国。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欧洲的新世界。这里未曾遭受旧大陆那种规模的战争破坏，也没有同样的社会危机，无需通过取消装饰来方便重建，并刻意强调功能性和平等精神。但这不妨菲利普·约翰逊这样的知识分子型建筑人，通过一些策划一系列展事，把欧陆新潮重新打包，再以“国际风格”的名义推广到美国。

 

移民后的密斯定居芝加哥，在阿莫尔理工学院主持建筑专业。他利用这个机会重建校园，设计了一系列水泥玻璃结构的新堂馆。对于迷恋各种仿旧款式的美国公众，他的风格太过清汤寡水。他设计的学生礼拜堂就是一方盒子，不说还以为是什么工业设施，倒是新建的锅炉房，因为竖着一座烟囱，到让一些人觉着像教堂。

 

新理念一旦逼格上了层次，精英阶级就会趋之若鹜。密斯追求建筑物连绵不断的既视感，避免被墙体打断，就像阿道夫·鲁斯所谓的连贯空间。这就需要一种视觉上最轻盈的材料，而最佳选择莫过于玻璃。除了打通室内的空间分割，步移景易，它也允许视线在室内外交互穿越，几乎就是传统厚重墙体的反义词。作为尼采的信徒，他相信现代人早已无家可归，而生活在世界上则是一系列实验和历险。这种虚无感也通过玻璃找到了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