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助者一定都要感恩涕零吗？(2)

 

更严重的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大部分的志愿者，尤其是在像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的现场，基本上都帮不上忙，甚至还会成为需要专业救援人员帮助、添乱的一份子。2008年汶川地震，当时涌现大量志愿者投入到救灾、筹款与灾后安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让国人感受到了众志成城之势，由此当年也被称是“中国志愿者元年”。但现在回头来看当年的那些涌入汶川地震现场的志愿者，很多都帮不上太多忙的。虽然他们爱心是值得赞扬的，行动是令人感动的，可是其专业能力确实有待提升的。

 

当然，就我多年对于公益行业的观察，绝大部分的专业志愿者和公益从业人员，在职业操守与行业职业素养的方面，其实都是做的非常好的，对于受助人、服务对象的隐私、现状等，都抱着同理心和尊重，尤其是在调动服务对象自身的意识与能力提升上，经常扎根基层，一做就是五年十年的。那从小凤雅这个案例来看，陈岚以及相关的一些志愿者，显然是不能算真正合格的专业志愿者和公益从业者，只能算是一个爱心和热心人士。

 

好心为什么越来越容易办坏事？

 

好心办坏事，在当下是比比皆是。比如前不久颇受关注的孙俪助学事件，还有“广东富豪2亿元捐赠给村里的别墅，分不下去”。让很多人感觉，往往是好人受气，感叹这社会的人心变坏了，甚至怀疑“这个社会还会好吗？”

 

好人为什么难当？事实上，好人就是难当的。正如网络上那句话说，好人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能成佛，坏人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好心办坏事儿，这种事情在中国是比比皆是。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很多父母那句最爱的口头禅“都是为了你好”，但是这句话的背后，制造了多少的家庭的伤害与裂痕就不用我们来解释了。

 

那用这样的一个思路来看，现在的很多社会的，所谓的爱心与慈善，本质上都是单向的“我是为了你好”的这种给予，而这种给予背后又埋藏了很多让受助者要有感恩回馈等等一些回报预期，不然就会视为白眼狼。有了这样的一个期待，一旦没有如愿，就会很失落，甚至怀疑接受者的道德人品等等。

 

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社会慈善的一种模式，所以会经常看到很多被捐助的贫困儿童被组织写感谢信，或者上台发言感谢捐赠者等。可是这些行为往往都忽视了受助儿童的心理，很多受助学生被这样要求之后反而强化了自卑心理，一旦过度，还会造成很大的逆反心理，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受助者反而埋怨资助者的原因。

 

所以很多人常被自己的善心或者他人的善行感动，其实却不知道，有时候他们只是打着爱心的名义在做蠢事。网络上现在批评的人心变坏，诚然，这些受助者肯定是有不对之处。当问题的根源不只是这些人造成的，施助者是自身的问题也应该要反思，而不是说只是单纯很委屈。

 

 

事实上，从专业的角度来看，有很多办法可以避免的，以富豪送别墅为例。如果真的是要为乡亲做好事，不要一股脑地建别墅，而不去了解村民真正的需求。如果我来建议这个富豪，肯定不是埋头把房子盖起来，而是先成立一个专项基金，然后组织村民自己选举村民代表来管理这项基金。谁真正需要困难的，可以申请这笔资金，然后资金的发放可以通过村民代表成立的管理委员会来。一旦有这样的专业管理，不仅村民可以自我管理，更重要是可以提升村民的自我组织化管理化程度，这比单纯建好房子发给大家反而引起各种矛盾，好很多。哪怕是房子建好了，也可以用这样的办法，让村民自己设立规则，去分配房子。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说得好，农民并不愚昧，他们精明能干，锱铢必较，时刻盘算着怎样才能少投入多产出，生产要素在他们手里，被配置得恰到好处，达到了最佳状态，即便是学识渊博的专家，也不可能再作哪怕是一小点改进。全世界的农民在处理成本、报酬和风险时都是超级经济人。前期要是建立好规则，他们完全可以实现良好的自我管理。别忘了，农村的民主选举可是搞了快十四年了，论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的实操经验，所有的村民都是可以甩城里人好几条街的。

 

而像孙俪的案例，其实就更不应该了。各种助学的公益组织一直都很多，孙俪完全可以找到当地的助学机构，然后捐赠一笔钱指定去帮助某个小孩。这不仅解决的专业问题，而且也解决了小孩资金的专款专用问题，同时也能够帮助孙俪与这个孩子做更多的间接沟通与交流，多余的钱还可以帮助另外的小孩。

 

通过公益组织也是对于捐助者的一种保护，因为如果你一旦资助了张三，那同样可怜的李四、赵五找你的话，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呢？那如果是一个组织的话，就可以用规章制度和条件标准来筛选合适的资助对象。这对于资助者和受助对象来说，都是一种公平和保护，对二者都是有利的。为什么要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就是想通过这样社会机制，来建立游戏规则，让爱心和善行得到最大化的发挥，更多地用理性的专业化来面对和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只停留在感性的情绪触动的层面。

 

不要用自己“三观”毁受助对象

 

现在来自城市的热心公益的爱心人士，一旦介入到底层或者农村这些人的生活中的话，经常会产生生活观、价值观与人生观这“三观”层面的一些不吻合乃至冲突，由此就会产生类似王雅凤事件中的这种两败俱伤矛盾，最后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撕裂。

 

这个其实就有点像科幻电影里面讲的，高阶文明在面对低阶文明的时候，不应该干预到它的文明发展进程。有点类似的就是，在从事公益活动的时候，外来者往往是带着相对先进的一些理念和价值观，以及一些专业优势。但往往越是这样的话，越要注意放下自己的身段，真正地让服务对象或者受助者，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慢慢成长起来，而不是拔苗助长式地用自己的价值观和理念去要求服务对象，如此这很多时候不是帮助他们，反而是害了他们。现实中，那些从大凉山铩羽而归，最后认为大凉山那些民众无药可救的爱心人士，基本上都是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