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浓妆上门的媳妇，道德就有问题？(2)

 

很多人不难注意到当下中国人在审美上有缺失，连小学课本都越来越丑，除了只讲求实用所导致的生活粗鄙化之类的原因之外，这种“美以载道”的中国式审美恐怕也要负相当的责任——概言之，中国人审美的问题，就在于常常以外在于“美”的标准来评判“美”。

 

这样，那些被打压的美学尝试，往往并不是因为它们丑，而是因为看起来不道德、被人看不惯，反过来一些丑的事物反倒可以存在，因为它们合乎社会要求，在道德上没有问题。举个简单的例子：《金瓶梅》按文学自身的标准来看，无疑是“好小说”（有些人甚至认为比《红楼梦》都好），但按文学之外的标准来看，它却是一部“秽书”。

 

这种观念在中国社会可谓源远流长，它最有力的体现还不是在审美领域，而是在文学领域。龚鹏程在《唐代思潮》中就指出，中国惯有“以道废艺”或“重道轻艺”的倾向，在形式与内容两分后，仅将形式视为表达内容的工具——先是“文以明道”，进而发展为“文以载道”，他认为这是一种“反文学的观点”，因为这意味着文学只有工具性价值，那些不“载道”的文学就不被视为是“好的文学”。

 

这一想法直至近现代仍是如此。1924年吴文祺曾批评新文学派“读一件作品，不欣赏其艺术上的美，而但斤斤地计较其思想之得失，这和旧文人之讨论《诗经》的‘微言大义’有什么两样？”这不是一两个个例，事实上，白话新文学之父胡适本人就是这样，曾为胡适作传的罗志田在《裂变中的传承》中说，“胡适评判文学作品一向较少注意文学本身的优美（他自认明白清楚就是美），总喜欢以文学之外的标准去评判”。这恐怕就是一种“清爽美学”在文学上的体现吧？

 

“明白清楚就是美”本身也可以发展为一种审美类型，但麻烦的是中国人常将之视为“美”的标准。阿来在《草木的理想国》中自称是只根据植物的“自然呈现”来书写，但其实他对花的偏好仍然延续传统那种观念，即根据人文的审美意趣来择取自己偏好的花木，他喜欢简单、原始、自然的话本形态，而贬斥繁复之美，理由是繁复的花瓣“使一朵花失去基本形态”，而一个“以过度的繁复为美的时代，社会总体是贫困的——或者是物质的贫困，或者是精神的贫困”。

 

 

这和一个家长看到上门媳妇化了浓妆就怀疑她的道德，本质上究竟有何区别？当然，我要承认自己也曾是这样的，直到大三时看到一位师姐实习回来，我意外地发现她化了浓妆的样子确有一种说不出的美，不得不承认有些人适合浓妆，正如有些人适合淡妆。那时我才意识到，我此前对“素面朝天”的偏好并不仅仅是当作一种美的类型，还隐藏着道德判断。

 

更棘手的问题在于：在很多时候，这种道德判断是相对的。对同一个妆扮，不同人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有些人觉得只是得体，另一些人却可能觉得招摇；老一辈眼里的“奇装异服”，在年轻人看来或许很正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根据外在于美的其它标准去对它施加约束，其结果就是为了维护保守的社会规范，而扼杀了美的创新。

 

从历史上来看，这种“美”和“道德”无法分离的状况曾是延续数千年的常态，几乎是任何一个社会都经历过的阶段。在现代社会诞生之前，“美”从来不仅仅只是“美”本身。在16世纪的欧洲，瑞士宗教改革家茨温利极力主张通过简化来获得“宗教的精华”，他的追随者毁坏、移走了苏黎世许多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雕像及绘画，把教堂的内壁刷成单一的白色。另一位更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同样执行严格的纪律，对其新教徒规定了每一餐饭菜的数量和所穿衣服的颜色，抹口红、戴珠宝首饰、穿蕾丝衣服或其他“不得体”衣着是绝对禁止的。在这里，花哨乃至色彩，不只是一种美的表现，还被视为道德上的堕落和腐败。

 

西欧之所以突破了这些限制，是因为随后兴起的现代社会遵循完全不同的社会规范与审美法则。随着社会发展得越来越复杂化，大都市里聚集着越来越多频繁互动的陌生人，人们的外表和内心不再统一，一个人也可以随时装扮成另一个身份。

 

正如《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一书中所说的，“在一座以衣着外貌取人的城市，游客不再是外人，他们穿着怎样的衣服，就会被认成怎样的身份”；17世纪的巴黎催生了一类新女性，她们戴着面具自由出行，能随心所欲地隐藏或展示自己，这些精明、世故、美艳又危险的女性引领着当时的时尚潮流，变化无常，体现出那种后世越来越熟悉的现代性：一个人可以通过装扮，在一个充斥着陌生人的城市里以不同的面貌和身份生活着。

 

 

于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时尚产业与文化潮流推动下，旧有的观念与秩序一点点溃败了。桑巴特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说，近代早期西欧有产者的妻子们，在时尚和兴趣方面其实间接地追随着高级妓女所引领的潮流。此时，原先那种道德的顾虑已被抛到一边，事实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现代女装的基本法则就是“勾引原则”，都是为了凸显女性的性感魅力，这与“清爽美学”那种压抑个性和个人魅力的冲动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在中国传统上，由于“美以载道”观念的强大存在，人们不得不有所顾忌，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种更为特殊的审美，所谓“若要俏，三分孝”——那是在能被社会接受的素淡形式之下，行凸显女性魅力之实。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意识到了形式与内容、外表与内在的分离（“绿茶婊”这个词至少意味着这种反差），一些原本小众亚文化的存在（例如二次元）也开始出现被主流所接受的迹象，但社会价值取向和审美仍然尚未足够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