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恋加那利

 

　　一

 

　　1982年的葡萄牙里斯本，充满变数又给人希望。旧政权解体，新政党上台，修宪，改革，各种呼声，各色机会，使得地处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古老城市，吸引了各路人马，有人来参与变革，有人则来充当评论者和观察者。

 

　　比如，林荫道上走来的这个姑娘，她眉目俊美，乌发如云，一副斗志昂扬的模样。她叫皮拉尔·德尔里奥，26岁，西班牙国家电视台驻里斯本记者，女权运动的急先锋。

 

　　眼前，她就要去采访一位斗士，这人叫若泽·萨拉马戈。

 

　　萨拉马戈出身贫民，做过矿工、车工，后来成为作家。由于半个多世纪以来，葡萄牙一直处在独裁政府统治之下，民主便成为萨拉马戈矢志追求的东西。1970年，他加入共产党，为此离婚；1974年，葡共领导的“红色康乃馨”革命成功，他的生活渐趋正常。不料右翼势力获得了政权，于是禁欲成了他革命到底的标志。

 

　　皮拉尔来到一栋幽静的住所前，正要敲门，一个高瘦、目光深邃的男人用纸袋子提着一只死猫推门出来——正是萨拉马戈。他说：“它死了，我得去把它埋了。”

 

　　两人一前一后，走过弯弯曲曲的街道，走向海边。皮拉尔刚刚看过他的新作《修道院纪事》，她喜欢小说里的爱情故事，胜过萨拉马戈隐藏在文字丛林里对现实和宗教的批判。

 

　　她问：“关于太阳吸引琥珀，琥珀吸引乙醚，乙醚吸引磁铁，磁铁吸引铁皮，铁皮大鸟能将人送上天的描写，就是你追求的人类大爱的传递吗？结尾你为什么要安排独手勇士和那位具有特异视力的姑娘死亡，难道他们奉献于人类就不能得到个人的幸福吗？您痛苦吗？不是指失去猫，而是禁欲！”

 

　　萨拉马戈回答：“小姐，你完全没看懂我的小说，我从不写爱情。我痛苦吗？当然，但是这痛苦不会多过灭除自由之政权下的数百万同胞。我所做皆因为我所爱，我无法甘愿为理想以命相搏的同时，去贪恋女人的怀抱。我远离女人和爱情，正是因为我无比热爱女人和爱情。”

 

　　皮拉尔回敬道：“难道我不是您热爱的女人中的一分子，仅仅因为我是西班牙人？”说完，她骄傲地转身离开。

 

　　二

 

　　1986年，葡萄牙完成“继续革命”，选出60年来首位文人总统，萨拉马戈欢欣鼓舞地出版了又一本重量级小说《石筏》，借此表达国家重建，首先是文化上重建的观念。他说葡萄牙和西班牙同属伊比利亚半岛，文化同宗，提出两国应该成为共同体的大胆设想。

 

　　皮拉尔想把这惊世之作，翻译成西班牙语推荐到自己的国家。此时的皮拉尔30岁，仍然孑然一身，在外国驻里斯本记者中以直言不讳着称。萨拉马戈同意将小说交予她翻译。

 

　　可是，皮拉尔依然锋芒毕露，翻译过程中对小说提出修改意见。她说：“一个男人真爱一个女人，不会将她抛于孤岛20年，两人一起奋斗的幸福，多过空耗生命的等待，这个女人如果坚信丈夫会回来，也一定会微笑生活，而不是让等待浸满泪水。您一直远离女人和爱情，却总在替她们发言，因此可笑。”

 

　　萨拉马戈对于一个译者居然敢动自己的作品，感到怒不可遏：“我说过我从不写爱情，你总是自以为是地以愚蠢的眼光来分析那些寓言细节！”

 

　　两人争执不下，萨拉马戈愤而剥夺了皮拉尔的翻译权。皮拉尔毫不示弱，尖锐地指出萨拉马戈男权思想严重，1970年，他之所以跟妻子离婚，并不是出于对她的保护，而是担心她成为他革命道路上的累赘。

 

　　“您的追求总凌驾于女人之上，您跟那些独裁者没什么两样！”

 

　　这次之后，皮拉尔发誓再也不跟萨拉马戈来往。但是没多久，萨拉马戈主动来电话了，他说：“我得承认，女人追逐爱情，男人追逐理想，这两者没什么贵贱之分！”

 

　　原来，萨拉马戈找专家审阅了皮拉尔留下的一部分翻译稿。专家评价说，她和他有着同样犀利、洗练的文风，不仅忠实于原着，更忠诚于正确的思想，她是一个优秀的译者。

 

　　没有什么比一个硬汉的认错更让人心碎的了，两人的关系大大地向前迈了一步。

 

　　《石筏》被顺利翻译成西班牙语出版。思想交锋带来的活力，让这部译作甚至超越了原着的价值。他们彼此折服，又互相吸引。1988年，萨拉马戈终于走下禁欲圣坛，跟比他小32岁的皮拉尔结婚。

 

　　此事在葡萄牙引起轩然大波，左翼人士指责萨拉马戈晚年变节，皮拉尔被视为西班牙艳女郎。萨拉马戈不得不回击说：“我体内还有荷尔蒙，这种叫激素的东西，让我成为共产党，也教我怎么做男人。”

 

　　1991年，萨拉马戈写出《耶稣基督福音》，这部小说激烈地批判教会。葡萄牙有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小说出版后，抗议不断，结果该书遭到政府的查禁。

 

　　萨拉马戈一向反对政府对文学作品进行审查，他怒不可遏地决定出走，目的地是西班牙外岛加那利。加那利位于大西洋深处，离最近的非洲陆地有300多公里，离西班牙国土有1200多公里，只有白沙、大海和蓝天。当时已经是电视主编的皮拉尔不忍放弃事业，并恼怒萨拉马戈总是以个人意愿为第一选择，她负气地独自生活了一段时间。然而，毕竟她深爱着他，深知他对世界充满愤怒，是缘于他比谁都活得清醒。他说只有信仰虚无的人，才会去信上帝。他信共产党，追求公正和幸福，他出门从不揣钱包，但从早到晚都带着党员证。他将所有的稿费都用于公益，自己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