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汴京到杭州，苏轼精心谋划的一场私奔

　　陈传道听说苏东坡被贬杭州，以为他被朝廷所贬斥，急忙来信安慰，他哪里知道，在杭州，苏东坡度过了“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

　　

　　

　　一

　　朝云是在苏东坡第一次外放杭州时来到他身边的。

　　上一章说过，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东坡在38岁上任杭州通判。有一次，他与知州陈襄观赏歌舞，见一小女孩气质不俗，眉宇间却暗含忧伤之气。问她，才知道她父母双亡，被亲戚卖到杭州的青楼楚馆，只因年仅12，还未成人，便让她先学才艺。她的歌声与身世，都让苏东坡动心，断然将她赎身，带回家中，取名朝云，只是当丫头养着，并未当作侍妾，直到四年后，朝云16岁，苏东坡才正式将她纳为侍妾，那时苏东坡，正任徐州知州。

　　朝云善解人意，冰雪聪明。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每日餐后都会在室内扪腹徐行，这是他的养生之法。有一天，他突然指着自己的肚皮问：“你们且说，此中藏有何物？”一婢说：“都是文章。”一婢说：“都是识见。”苏东坡不以为然，只有朝云脱口而出：“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

　　话音落处，苏东坡捧腹大笑。

　　

　　

　　

　　二

　　按理说，司马光重返政坛，苏东坡的出头之日来了。但苏东坡独立不倚、危言孤行的“毛病”没有改。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时与苏东坡一个战壕的战友司马光，在67岁上受皇太后之命重返朝廷，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出任宰相，北宋政坛又发生了无法预料的逆转。这个司马光不仅会砸缸，而且会把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彻底砸烂。他新官上任，就对王安石变法做出全盘否定。

　　刘仲敬在《经与史——华夏世界的历史建构》一书中说：“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不能满足于纯理论的胜利……他们像苏拉和庞培一样，用非常手段修补惨遭革命者破坏的‘祖宗之法’，从不相信毁法者有资格向护法者要求平等待遇”，并说：“他们是最后一批唐代人，不愿意为虚伪的高调放弃事功”。

　　此时的王安石，就像他曾经实行的新法一样，到了弥留之际。当司马光废除募役法的消息传至他耳边时，他只微微叹了一声：“啊，连这个法都废了。”又不甘心地说：“此法终究是不该罢废的。”

　　王安石死后，病重的司马光半倚在床上，下令厚葬王安石。

　　假如反过来，王安石也会如此。

　　他们在政治上或有输赢，在人格上却都是胜者。

　　苏东坡原本已在司马光返回朝廷那年官升礼部郎中，获赐金带、金镀银鞍辔马，后来又先后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成为帝国的三品大员，可谓扶摇直上，身入玉堂，但他就像李敬泽写过的伍子胥，永远没有办法让上级喜欢，永远不能苟且将就，永远像他的小妾朝云形容的那样“一肚子不合时宜”，加上一直欣赏他的宋神宗、一直保护他的高太后去世，年少的宋哲宗在一群误国小人的忽悠下，开始疯狂打击元祐大臣，四面楚歌的苏东坡又开始了一路被贬的历程。

　　司马光、吕公著两位宰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哪怕王安石一些行之有效的新法也都尽行废除。苏东坡却挺身为王安石辩护。苏东坡不喜欢二元对立，他喜欢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他不仅对司马光有意见，而且在政事堂上与司马光急赤白脸地大吵一架，回到家气还没消，连骂：“司马牛！司马牛！”

　　“一肚皮不合时宜”，朝云一句戏言，把苏东坡描述得其神入骨。

　　

　　

　　三

　　苏东坡在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的烟花三月，第二次来到杭州。这是他屡次请退之后，朝廷终于同意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知州，领军浙西。

　　仿佛是对朝廷上的官僚们说：不麻烦你们了，我自己滚。

　　当年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出京，到杭州任通判，是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那一年，他39岁，就是那一年，他把朝云带回了家。此次赴杭，他已经54岁。十五年过去，杭州如故，他的心却已迥异。

　　在苏东坡眼里，朝廷上的官员只会唇枪舌剑，争权夺利，一件正经事干不来。对于宋朝政治制度的弊端，林语堂先生有着精妙的分析：“宋朝的政治制度最容易酿成朋党之争，因为大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甚至在神宗元丰元年（1078），政府制度改组简化以后，仍然是宰相没有专责。……在当政者与反对者之间，也没有职权的严格划分。朝廷由多数党统治的办法，根本不存在。所以政治上的活动只不过是私人之间的斗争，这一点较西方尤有过之。……这种制度是使庸才得势的最好制度。这种政争之中也有些规则，不过主要在幕后进行时遵守而已。”

　　“庆历新政”失败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相继贬官，并被保守派官僚指为朋党。自此以后，党议不断发生。孔子曾说：“君子不党”。但是，在实际的环境下，一个官僚的政治理想，怎么可能全凭一己之力去完成呢？欧阳修曾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向宋仁宗上过一篇奏章，就是著名的《朋党论》，把朋党定义志同道合的政治共同体，但宋代朋党，还是没有像欧阳修希望的那样，成为“同道而相益”、“同心而共济”的“君子之朋”，而是沦为争夺权利、排斥异己而形成的政治集团，以至于宋代后来的党争，连“政见”都不见了，纯粹成了人事之争、利益之争，甚至神经过敏，到处捕风捉影，诬陷好人，弄得满朝杯弓蛇影，人人自危。

　　从东汉党锢之祸、唐代牛李党争、宋代元祐党案到明代东林党案，朋党政治一直是中国王朝政治中最黑暗的一部分，一曲《赵氏孤儿》，掩藏的却是党派斗争的无情。以至于像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王诜、秦观、范纯仁（范仲淹之子）这样一批有学问、有抱负、有见识、有气节的人物，都不得不为朋党政治而终生缠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