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汴京到杭州，苏轼精心谋划的一场私奔(2)

　　在中国，朋党始终没有发育成政党，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里缺乏妥协意识。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像《伏尔泰的友人们》一书的作者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在总结伏尔泰的思想时所说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有说话的权利。”不能顾及别人，就不能惠及自己。在宋朝，无论谁在台上，都把自己视作正统，对反对派无情打击，连王安石这样的清流也不例外。当政治成了拼死一搏，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朝代，就只有仇恨，生生不息，只有报复，循环不已，王朝政治，就将因此而不断颠覆，永无宁日。因此，封建中国的朋党，永远不可能成长为近代意义上的政党。

　　朝廷上的混乱与纷争，每每使苏东坡陷入过于喧嚣的孤独。在他看来，朝廷政治，带来的不仅仅是无效的沟通，是对生命的损耗，更会带来人格的堕落，与儒家的精神背道而驰。在儒家思想中，修身与治国是一回事，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是狗屎，如何将天下变成天堂？但这些儒家士人，要实现他们的家国理想，朝廷是他们唯一的去处，而进入朝廷，他们就变成了帝国的政治动物，蝇营狗苟，不再有匡扶天下的能力和勇气，一朝掌权，便只手遮天，掩尽天下耳目。

　　正像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帝国的体制，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最后胜出的，一定不会是优选出来的精品，而必然是天下最大的恶人（后来蔡京、高俅的上位证明了这一点），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也就成了虚伪与堕落的大本营。这或许就是儒家士人的悖论。这是体制决定的，而不是理想决定的。

　　所以林语堂又说：“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权威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地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

　　他早就不想这么玩儿下去了，他决定换一种活法，在体制允许的空间里，把个人的价值最大化。与其在朝廷扯淡，不如在基层实干。他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要实现救世济民的理想，不是官越大越好，而是官越小越好。黄州赤壁，让他看到了功名的虚无，所以在政治上，他更加务实。在苏东坡看来，官越小，自主权反而会大，所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当然，做小官，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关键是官不能太小，无论在哪一级政府，最好是当一把手。对苏东坡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何况这个基层，是他最爱的浪漫之都——杭州。只不过，这种喜悦被他深藏在心里，不可告人。假如用一句话来形容他此时的心境，那就是：

　　小草在歌唱。

　　

　　

　　

　　四

　　苏东坡离开汴京的时候，年已83岁的老臣文彦博为苏东坡送行，苏东坡上马时，文彦博满面忧色地说，不要再写诗了。苏东坡闻之大笑，答道：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作注疏呢。意思是说，朝廷里的那些人忙着对他的诗进行曲解和构陷，假如自己不写了，那些人岂不失业了吗？

　　说罢，扬鞭而去。

　　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朋友陈传道的信札。陈传道听说苏东坡被贬杭州，以为他被朝廷所贬斥，急忙来信安慰，他哪里知道，在杭州，苏东坡度过了“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他给陈传道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来书乃有遇不遇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无取，入为侍从，出为方面，此而不遇，复以何者为遇乎？

　　但苏东坡的心里，并非总是纯然一色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内心丰富而敏感；而作为一个父母官，百姓生活的凄楚又让他时刻感到忧伤和不安。那时的朝廷，被一种难言的黑暗和沉寂笼罩着，欧阳修、司马光已死，富弼和范镇已退隐林下，司马光躲在洛阳的独乐园里，独享着读书修史的快乐；张方平纵情饮酒，不问政事；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明哲保身，对政治讳莫如深；而苏东坡本人，虽然用佛道，用艺术把自己一层一层包裹起来，他的棱角，终究还是裹藏不住。

　　这一点，苏东坡后来离开杭州、到扬州担任知州时结识的佛印禅师看得最通透，所以他经常挖苦苏东坡，把他打击得七荦八素。

　　最有名的，还是“八风吹不动”的故事吧。

　　苏东坡曾经写诗表扬自己内心的淡定，那诗是这样的：

　　稽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苏东坡写了这首诗，很得意，派书童送到金山寺，给佛印禅师印证。佛印禅师是云门宗僧，日本学者阿部肇一的《中国禅宗史》中评价佛印“颇有三教兼容，形成一宗的气概”，这一点，与兼融儒释道于一身的苏东坡颇为相合，他也成了苏东坡的方外至交。佛印禅师看后，批了两个字：“放屁”，就叫书童带回去。苏东坡气得半死，跑到金山寺去大骂佛印，佛印就哈哈大笑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立刻意识到，是自己的心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笃定，有时风动，幡也会动。

　　这样的苏东坡，才是真实的苏东坡。他的精神世界，永远成分复杂；他的心里，也永远是五味杂陈，既与现实相纠缠，又不失宗教的宁静与超脱，更有艺术的潇洒与奔放。所以他的文学，既载道又言情；他的书画，既儒雅又叛逆。他自己就是一个混合体，一个精神世界里的杂种。但这种混杂，却让他左右逢源，不是逢官场的源，而是逢内心的源、艺术的源。蒋勋先生说他：“可豪迈，可深情，可喜气，可忧伤”，但那底色，还是儒家的，是救世济民。他没有一刻忘记他的国家和黎民，即使“处江湖之远”，也没有放弃过对儒家的忠贞。无论漂到哪里，让他“不思量，自难忘”的，依旧是尘埃一般的碌碌百姓。

　　

　　

　　五

　　当年初来杭州，苏东坡就在西湖的水光山色的背后，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忧伤。那时正值王安石变法，私盐贩卖遭到朝廷禁止，而穷困的百姓，因无力还债，只能铤而走险，做私盐生意。官府的监狱里，一万七千多名待审囚犯挤在一起，人满为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