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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汴京到杭州,苏轼精心谋划的一场私奔(2)

  在中国,朋党始终没有发育成政党,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里缺乏妥协意识。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像《伏尔泰的友人们》一书的作者伊夫林·比阿特丽斯·霍尔在总结伏尔泰的思想时所说的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有说话的权利。”不能顾及别人,就不能惠及自己。在宋朝,无论谁在台上,都把自己视作正统,对反对派无情打击,连王安石这样的清流也不例外。当政治成了拼死一搏,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朝代,就只有仇恨,生生不息,只有报复,循环不已,王朝政治,就将因此而不断颠覆,永无宁日。因此,封建中国的朋党,永远不可能成长为近代意义上的政党。
  朝廷上的混乱与纷争,每每使苏东坡陷入过于喧嚣的孤独。在他看来,朝廷政治,带来的不仅仅是无效的沟通,是对生命的损耗,更会带来人格的堕落,与儒家的精神背道而驰。在儒家思想中,修身与治国是一回事,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自己是狗屎,如何将天下变成天堂?但这些儒家士人,要实现他们的家国理想,朝廷是他们唯一的去处,而进入朝廷,他们就变成了帝国的政治动物,蝇营狗苟,不再有匡扶天下的能力和勇气,一朝掌权,便只手遮天,掩尽天下耳目。
  正像林语堂先生所说的,帝国的体制,不是优胜劣汰,而是劣胜优汰,最后胜出的,一定不会是优选出来的精品,而必然是天下最大的恶人(后来蔡京、高俅的上位证明了这一点),那金碧辉煌的朝廷,也就成了虚伪与堕落的大本营。这或许就是儒家士人的悖论。这是体制决定的,而不是理想决定的。
  所以林语堂又说:“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权威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地弄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
  他早就不想这么玩儿下去了,他决定换一种活法,在体制允许的空间里,把个人的价值最大化。与其在朝廷扯淡,不如在基层实干。他的政治经验告诉他,要实现救世济民的理想,不是官越大越好,而是官越小越好。黄州赤壁,让他看到了功名的虚无,所以在政治上,他更加务实。在苏东坡看来,官越小,自主权反而会大,所谓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当然,做小官,也不是没有条件的。关键是官不能太小,无论在哪一级政府,最好是当一把手。对苏东坡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何况这个基层,是他最爱的浪漫之都——杭州。只不过,这种喜悦被他深藏在心里,不可告人。假如用一句话来形容他此时的心境,那就是:
  小草在歌唱。
  
  
  
  四
  苏东坡离开汴京的时候,年已83岁的老臣文彦博为苏东坡送行,苏东坡上马时,文彦博满面忧色地说,不要再写诗了。苏东坡闻之大笑,答道: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作注疏呢。意思是说,朝廷里的那些人忙着对他的诗进行曲解和构陷,假如自己不写了,那些人岂不失业了吗?
  说罢,扬鞭而去。
  就在这个时候,他收到朋友陈传道的信札。陈传道听说苏东坡被贬杭州,以为他被朝廷所贬斥,急忙来信安慰,他哪里知道,在杭州,苏东坡度过了“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他给陈传道写了一封回信,信中说:
  来书乃有遇不遇之说,甚非所以安全不肖也。某凡百无取,入为侍从,出为方面,此而不遇,复以何者为遇乎?
  但苏东坡的心里,并非总是纯然一色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内心丰富而敏感;而作为一个父母官,百姓生活的凄楚又让他时刻感到忧伤和不安。那时的朝廷,被一种难言的黑暗和沉寂笼罩着,欧阳修、司马光已死,富弼和范镇已退隐林下,司马光躲在洛阳的独乐园里,独享着读书修史的快乐;张方平纵情饮酒,不问政事;苏东坡的弟弟苏辙明哲保身,对政治讳莫如深;而苏东坡本人,虽然用佛道,用艺术把自己一层一层包裹起来,他的棱角,终究还是裹藏不住。
  这一点,苏东坡后来离开杭州、到扬州担任知州时结识的佛印禅师看得最通透,所以他经常挖苦苏东坡,把他打击得七荦八素。
  最有名的,还是“八风吹不动”的故事吧。
  苏东坡曾经写诗表扬自己内心的淡定,那诗是这样的:
  稽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千。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
  苏东坡写了这首诗,很得意,派书童送到金山寺,给佛印禅师印证。佛印禅师是云门宗僧,日本学者阿部肇一的《中国禅宗史》中评价佛印“颇有三教兼容,形成一宗的气概”,这一点,与兼融儒释道于一身的苏东坡颇为相合,他也成了苏东坡的方外至交。佛印禅师看后,批了两个字:“放屁”,就叫书童带回去。苏东坡气得半死,跑到金山寺去大骂佛印,佛印就哈哈大笑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东坡立刻意识到,是自己的心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笃定,有时风动,幡也会动。
  这样的苏东坡,才是真实的苏东坡。他的精神世界,永远成分复杂;他的心里,也永远是五味杂陈,既与现实相纠缠,又不失宗教的宁静与超脱,更有艺术的潇洒与奔放。所以他的文学,既载道又言情;他的书画,既儒雅又叛逆。他自己就是一个混合体,一个精神世界里的杂种。但这种混杂,却让他左右逢源,不是逢官场的源,而是逢内心的源、艺术的源。蒋勋先生说他:“可豪迈,可深情,可喜气,可忧伤”,但那底色,还是儒家的,是救世济民。他没有一刻忘记他的国家和黎民,即使“处江湖之远”,也没有放弃过对儒家的忠贞。无论漂到哪里,让他“不思量,自难忘”的,依旧是尘埃一般的碌碌百姓。
  
  
  五
  当年初来杭州,苏东坡就在西湖的水光山色的背后,看到了这座城市的忧伤。那时正值王安石变法,私盐贩卖遭到朝廷禁止,而穷困的百姓,因无力还债,只能铤而走险,做私盐生意。官府的监狱里,一万七千多名待审囚犯挤在一起,人满为患。


作品集祝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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