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于故乡(4)

 

　　就在这封信辗转寄达的一年前,宋书玉逝于吉林辽源,她晚年和小儿子住在一起。说起这些,60多岁的弟弟高秉涛哭得像个孩子,“就差13个月,我母亲就能知道她的大儿子去了台湾,没有死。”

 

　　弟弟告诉高秉涵,对一辈子盼着儿子回家的老母亲来说,儿子是年夜饭时桌上的一副碗筷,她总要为他夹一块肉、夹一口菜;儿子还是一件小时穿过的棉褂,一直被妈妈藏在枕头下面,从菏泽一路向北带到辽源,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分钟。

 

　　另一半骨灰,一定要回到菏泽

 

　　曾有一段时间,高秉涵绝望地认为,“就算两岸开放,对我来说也没有意义,我和妈妈一个地上、一个地下,永远也见不到了。”

 

　　但在他心中还有与母亲同等重要的念想。有时,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女解释,菏泽,这个被切断和隔绝了几十年的地方,这个被叫做“故乡”的地方,对自己和同乡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反复地讲述着一些故事,关于童年和乡土。偶尔,年轻的孩子们会不耐烦地打断他,“爸爸,不用再讲了,那些故事我们简直都背得下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年时间可以回到家为父母扫墓,看看田里生长的豆子和玉米。那些一路经历着无数生死诀别到达台湾的人,正在老去、死亡。往年,他组织的回乡团里总有几十个团友,而今年,却只剩3人。

 

　　“也许我们一走,这种感情就会断掉。”高秉涵有些悲观地说。他为孙女起名“佑菏”。“菏”,那是一个在儿媳看来“太不好念”、办理户籍的小姐甚至从来没见过的字。但老人坚持,这就是孙女不可替代的名字。

 

　　“保佑菏泽,保佑菏泽。”他喃喃地念道。

 

　　他已为自己安排好,“如果我死了,骨灰一半留在台湾陪太太,另一半,一定要回到菏泽。”想着想着,老人不由得微笑了一下,“等我回去的时候,一定有整排老乡在下面列队欢迎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