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于故乡(3)

　　这是一个太过艰难的决定。在高秉涵的印象里,这个一辈子都在小学教书的女人,几乎没有过过团圆日子。先是两个女儿在抗战初期外出求学后没了音信,然后就死掉了丈夫。当地一个“圆月祭灶,家人齐到”的习俗,竟然从来也没有完成过。

 

　　但她还是决定让自己的儿子离开。因为担心当时只有13岁的儿子分不清方向,这个母亲反复叮嘱:“军帽上有个太阳的是国军,有个星星的是八路,跟着军帽上有太阳的走,国军不回来,你就别回来。”

 

　　时隔62年,高秉涵仍然能清晰地记得母亲讲这句话时的模样。他还记得自己离开家时,外婆从树上摘下一颗咧嘴的石榴塞进他的手里。他坐上马车,使劲地啃了一口,可是再回头望时,马车转了一个弯,母亲的身影消失了,只有飞扬的尘土。

 

　　在“流亡学校”度过短暂的时光后,他开始逃难,如同一条小尾巴紧紧跟着******部队。鞋底磨破了,找块破布将鞋帮绑一绑继续走,脚底板上先长了水泡,又长了血泡,最后全部磨破,硌脚的沙石路上,全是血淋淋的脚印,仍然要拼命地追赶部队。有时,他甚至在夜里撑着眼睛,不敢睡觉,生怕自己一旦睡着,就会错过不远处队伍的开拔时间。

 

　　他常常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直到在一间废弃书局散落一地的图书中,拣出了一本《中国分省地图》。从此之后,每走到一个地方,他就在地图上画一个圈,而这些圆圈连在一起,就是一幅逃难的路线图。

 

　　一天傍晚,连续走了两天的高秉涵终于跟上了正在安营开饭的国军,炊事员大声喊:“一人一茶缸粥,别挤,都有饭。”但他身上只背着一个瘪瘪的包袱,没有茶缸,也没有碗。他连忙跑到附近的野地摘了张芭蕉叶,打算用做盛粥的器皿。

 

　　可还没等他挤到粥锅旁边,前方有人大喊:“别吃了,共军追上来了!”那些士兵举起还没喝到嘴里的稀粥,又拼命地向前奔。高秉涵被挤在一群士兵之中,突然间他身后的士兵摔倒了,满茶缸滚烫的稀粥都泼在了他的腿上。

 

　　没有人理会这个在人群中疼得掉眼泪的小孩,就连他自己也顾不上“这点小伤”,只有逃,拼命地逃。这些伤口最终愈合,整整用了3年。

 

　　在老人反复地讲述这些故事时,他总会卷起自己的裤脚,他的小腿上至今仍遍布着大块的黑色疤痕。因为这些疤痕,他一生都不敢穿短裤,也不敢进泳池。“这就是内战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一辈子也去不掉。”

 

　　最终,这个少年用了6个月,穿越6个省份,足足走了2000多里地,挤上了由厦门开往金门的最后一班船。

 

　　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对于那些从各个不同港口逃到台湾的人来说,回家曾是他们最迫切的梦想。然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等到踏上故土与亲人团聚的时刻。其中有一个,甚至直接被高秉涵宣判死刑。

 

　　1963年,高秉涵从台湾国防管理学院法律系毕业,被派往金门任审判员。“金门逃兵”成为他审理的第一个案子。

 

　　那个士兵的家就在对岸厦门,他本是渔民,与偏瘫的母亲相依为命,一次在给母亲抓药的路上被强拉入伍,跟来台湾。有时天气晴朗,隔着这样一条并不宽的海峡,他甚至一眼就能看到家乡。但看得到,却回不去。

 

　　士兵决定利用自己的渔夫本领偷渡回家。他偷偷地搞到一个汽车轮胎,趁人不注意时坐轮胎下海,游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到岸了。海水冲涩了他的眼睛,还来不及看清就举起手大喊:“我是从小金门逃过来的,没带武器!”

 

　　没想到,海水的流向就和历史一样,颠簸反复,终点总是难以预见。他游了一整夜,最终却游回了金门海岸。仅仅一个星期后,这个因“回家”而获罪的士兵就被处以极刑。

 

　　那种即使拼掉性命也想要回家的心情,高秉涵很明白。为此,他常常回想,在那条与死尸为邻、和山猫大小的老鼠抢食的逃难路上,他曾经也有许多次机会,可以往相反的方向走。

 

　　那时,他是多么地想念妈妈,想家里的小狗“花脸儿”,想常常一起玩耍的小学同学“粪叉子”,想菏泽的烧饼,想极了。

 

　　有一次,他眼看就要放弃了。在福建龙岩,他随国军部队一起住在白土镇,那时,他已经由一个小难民被收为学兵。收留高秉涵的主人家是一个平常不太讲话的福建女人,过了数日,她突然问这个流浪的孩子:“我是个寡妇,没有小孩,你就做我的儿子吧。”

 

　　那时,高秉涵已经听说队伍将要去台湾,尽管当时没有人能预言未来,但就连这个孩子也模糊地感觉到,“过了大海,再想回家可就不容易了”。

 

　　在部队离开白土镇的夜晚,这个想当母亲的女人将他藏了起来。但没过几天,部队发现这个一路像影子一样跟着的小孩失踪了,断定是被寡妇“绑走了”,于是派来4名士兵,将他押回。

 

　　一个小小的转折,却足以改变他的人生。

 

　　最终他过了大海,去了台湾,在那里度过大半个人生,求学成家,先后成为法官和律师,并且最终也没能再见自己的母亲一面。

 

　　他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联系母亲。1979年,大陆与台湾之间尚不能直接通信,他委托美国的同学帮忙寄出第一封家书。他不知道自己的村子是否仍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填写地址,便只好写下“山东菏泽市西北35里地处高庄”,收信人则是母亲“宋书玉”。

 

　　在那封并不长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之所以要艰苦奋斗地活下去,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再见到我娘一面,绝不会像大姐秉洁、三姐秉浩一样,在抗日战争爆发时,就生死不明……娘,我会活着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