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祸当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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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当然也够顽强的，世界各国的华侨社会无不使当地的洋大人感到难以理解。不过，那都是上一代的人啦，到了现在这一代，随着民族自尊心的堕落，好像不但不最难同化，反而最易同化矣。近百年来，中国对外来文化，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进口之后，先行酱它一酱，把橘子酱成枳子，一直酱到适合中国特有的「国情」为止。于是乎洋大人有斑马线，台北也有斑马线，不过台北的斑马线不是保护行人的，而只供压死护士小姐之用。洋大人有圣诞，台北也有圣诞，不过台北的圣诞不是骨肉团聚，而只供跳舞狂欢之用。洋大人有阳历新年，台北也有阳历新年，不过台北的阳历新年不是休息庆祝，而只供寄贺年片之用。

　　贺年片应该是一种极有人情味的举动，柏杨先生每年一定要寄。盖工商业越发达，社会也越紧张，谋生也越不易，时间也就越是金钱。除了少数生有异禀的朋友，大多数小民都兢兢业业，东奔西走，马不停蹄，从太阳东升跑到红日西下，不要说休息啦，就是静坐十分钟想一想的时间都没有。自然产生了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圈子逐渐缩小，除了工作上，也就是除了为赚几个钱而必须接触的那一小撮人外，很难心平气和的找几个朋友东南西北聊聊天，轻轻松松。做官的忙于逢迎钻营，表演忠贞。做商的忙于轧头寸，打算盘。做工的忙于担挑拉抬，腰痛背酸。当教习的口干舌渴。当文人的爬格子能把鼻涕都爬出来。当权的每天提心吊胆，唯恐怕谁踢他的屁股。以致人头乱钻，人腿乱跑，正如元曲上说的，「密匝匝蚁排兵，闹嚷嚷蝇叮血」。

　　于是乎，再要好的朋友，不要说远在异国异地矣，纵是同在台北市，也成了咫尺天涯，如果没有特别安排，真能三年不通音讯，病了的固然不知道，便是出了车祸被压断了脖子，也不知道。而人是感情动物，疏远的久啦，最老朋友间的友情可能慢慢褪色；半老朋友间的友情已经不太浓，说不定十年下来，会变成了陌生人矣；至于新交的朋友，好像妓女接待嫖客一样，几个月下来，更是无啥介事。

　　不知道从那一年起，可能是一九五五年吧，寄贺年片成了一窝蜂。一个交际相当狭窄的小子，能一口气接上三、五十张。柏杨先生一向是人多地方不去的，每天除了上班，就是蹲在家里冒充老太爷，很少与外界来往，为这件事，老妻还一口咬定我完啦，她常曰：「你瞧人家张先生，天天跑处长公馆，如今当上主任啦。」又曰：「你瞧那个姓赵的，走上部长太太的内线，就要去美国出席啥会议啦。」说的我心痒难抓。呜呼，柏杨先生天纵英明，腿有黑子，岂是没前途之人，就决心也奔走奔走权贵之门，可是拍马屁钻路子这玩艺，和其他救国救民的大道理一样，说起来容易，真的去干，就不简单。而且现在社会，圈圈差不多都是先天的，单纯靠把头削尖猛钻，并没有太大用处。夫先天的也者，最典型的莫过于同一训练班，同一训练学堂，或留美时同一个客柔扑。同学焉，教习焉，自然成为一个圈圈。于是东圈西圈，勇不可当，圈外之人，纵然把头皮钻破，顶多也不过钻成「门神」，猛一瞧你在门里，可是遇到风雨黑夜，大门一关，你仍然被关在门外。所以后来我也就不再钻啦，我说这些，不是说我清高，谁要以为我清高，谁就头脑不清，盖没有圈圈的人永远受到排斥，老妻虽程度甚低，见识倒并不甚低也。

　　一个人到了没有圈圈的地步，真是孤苦伶仃，不过社会关系也顺便的就单纯起来。从前有人说，谢冰心女士写作范围是个哑铃，一端是母亲，一端是学堂，当中只被一条细线相连。柏杨先生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哑铃，一端是办公室，一端是柏府，当中不过一条马路。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可怜老头，在那几年过年时，都能接到七、八十封贺年片，其他稍微有点架势的显赫人物，其贺年片之多，真要用洗脚盆装也。

　　直接受贺年片之灾的，有三种人焉，一曰秘书老爷的手，照册猛抄，有时能抄三天三夜，关节都抄得脱了臼。一曰邮差先生的腿，身上背着一袋袋漠不相关的「大宗邮件」，脚底下都能跑出潦泡。一曰官崽的娘──不是他娘的胴体，而是他娘的耳朵，盖接到该官崽贺年片的朋友，打开一看，开台湾省骂曰「干他娘」，则他娘的耳朵如不泡到凉水里，真能烧掉。风气所及，凡是有秘书而他又有权乱花纳税人钱的家伙，把各机构各单位的职工名册，收集一份，不管大哥二哥麻子哥，不管人死了没有，或离了职没有，更不管认识不认识（当然不认识），只闭着尊眼教秘书老爷写而寄之，这种贺年片不叫贺年片，而叫干他娘片。（柏老按：一九七○年代之后，社会层面加多，传统的政坛是唯一重要层面的现象，逐渐退却，成为重要层面之一，不再是唯一层面啦；但各种层面里，圈圈仍在作怪，简直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