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和尊严

 

　　第一  养养幽默感

 

　　提起来幽默感，义和团同志一定又摔小辫子曰：「我们古已有之。」君不见《史记》上有〈滑稽列传〉乎，可见古人的风趣。现在只有复古就成啦，用不着向外洋学习，否则你就是猛拔尊鼻想当洋大人。我想幽默是纯洋大人的玩艺，中国古时候恐怕没有，有之的话，也只有滑稽，而滑稽和幽默却是两回事，他们在形式上有时可能混淆，但基础却大不同，滑稽是一种输出的情操，目的只在别人，而幽默都包括自己。我想单凭直觉，就可以发现中华民族恐怕是世界上最缺少幽默感的一个民族，是不是上帝偏心，当初造人时，故意不在中国人脑筋里放下幽默感那条筋，我不知道。即令放得有，两三千年下来，左酱右酱，也酱得差不多啦。呜呼，专制产生讽刺，民主产生幽默。讽刺是冷冷的观察，幽默是热情得连自己也参与在内。也就是说，迫害产生讽刺；越讽刺，越迫害；越迫害，也越讽刺，成为一个恶性循环。而幽默产生宽容；越宽容，越幽默；越幽默，也越宽容，结果是一团祥和。

 

　　因为缺少幽默的缘故，即令家庭之中，夫妇之爱，子女之亲，都弄得无啥乐趣，孔丘先生提倡「食不言，寝不语」，他阁下的尊家和冰窖有啥区别乎哉？最近电视上每逢星期三有美国影集《妙爸爸》节目，每个人都应看看，柏杨先生要是大权在握，一定弄一条法律，凡不按时收看的家伙，一律罚一块钱，以充实柏杨夫人的脂粉费。我们真应该用来跟《红楼梦》上贾政先生的家比一比，也跟自己的家比一比，努力学学那位妙爸爸，妙妈妈，妙姐姐，妙弟弟，妙妹妹。和那种充满了灵性的真挚的爱，以及那种充满了灵性的表达方式。他们有争执，有误会，有帮助，表面上看起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脆弱得好像各自为战，随时可以四分五裂，实际上那才是一个坚固而永在的家。

 

　　中国人恐怕很少这种风趣，事业上稍微有点影子，无论脸上心上，就立刻插上一根冰棒，来一个「君子不重则不威」，其僵如尸，护短如护命，浑身上下没有一个毛孔不往外乱冒崽气。呜呼，君不见阿Ｑ先生乎，有愤怒，有勇气，有嘴脸，独独没有幽默。怎样使阿Ｑ先生有幽默，真是一个伟大的课题。夫幽默是人生的滑润油，不但能使人际关系转得轻松，也可以使人际关系转得愉快。幽默不是做作，而是出自内心的高贵情操，化吉化凶？成为敌人或成为朋友？栽筋斗或走平坦大道？都在一念之间，有幽默感的高高兴兴，没有幽默感的背皮发紧；盖面孔绷得久啦，影响所及，连屁股都会扭曲。第二  应有打官司的勇气?一切争执诉诸法律我们中国，一向是鼓励人们息讼的，李世民先生当皇帝时，史书上说，连监狱都空空如也，世称为太平之治。盖小民一个个安居乐业，没人打官司，自没人被关起来也。古人无不努力宣传「讼终凶」，实际上也实是「讼终凶」，打官司的结果，遇到说不准学，不但钱没有啦，而且也受尽了天下之气，真是标准的人财两空，人人自然应以官司为戒，而且发明了「八字开学」，曰：「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宁可抱着一肚子冤气跳淡水河，也不告状。情急时只好去庙里烧香，咒该坏蛋不得好死，或死了变成大王八，以便自己宰而食之。比较实际的倒楣份子，虽不信天老爷那一套，却日夜盼望有个包拯先生那种青天大老爷出现，以平民愤。脑筋比较灵活一点的知道青天大老爷者，五百年不出一个，就改而寄托江湖上仗义疏财的侠客，千里之外，取贪官首级，如探囊取物；只见一道白光，在天上??而飞，第二天报上登了出来，招商局头目的尊头不见啦，你说妙不妙哉。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和社会，建立在人民对法治的信念上，暴戾之气只是「人治」社会才有的产物。法院好像严父，（注意，不是法官像严父，已经有警察先生当我们小民的爹啦，法官先生再出来当爹，怎么受得了乎？）小民内心有一种信念，那就是，人世间有最高的天秤，不必诉诸诅咒、神仙、革命、贿赂，就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想当年德皇菲特列大帝，在波茨坦宫后面，修建一个御花园，就在东南角上，有一个既破又烂的磨房在焉，如果不把它除掉，不但御花园成不了四四方方的，而且和金碧辉煌的亭台楼阁一对比，简直成何体统。菲特列大帝派人前去交涉，要收买该磨坊，老头也怪，随你出多大价钱，就是不卖，盖祖传至宝，有纪念价值，万金不换者也。僵到最后，菲特列大帝大怒曰：「你敢跟皇帝作对，反啦反啦。」于是御林军把老头抓来，由菲特列大帝先礼后兵，亲加晓谕，该老头顽固不化，一直摇头，菲特列大帝跳高曰：「好呀，你不卖没有关系，我就强占。」咦，你猜该老头说啥，他也跳高曰：「你如果强占，我就去法院告你。」

 

　　结果如何，史有明文，换了中华文明古国，不要说皇帝啦，就是一个二抓牌，恐怕都会顺手拣顶帽子祭出去，把该老头祭到监狱里上老虎凳。可是菲特列大帝却在重要关头，走下宝座，跟老头握手曰：「想不到德国法律，受人民如此尊重信赖。」德国之强，契机于此。

 

　　努力读书

 

　　洋大人谚语曰：「上帝因不能和每一个人同在，所以赐给他一个母亲。」我们可套而言之曰，「上帝因人类不能共有一个父亲，所以赐给他们法律。」唐王朝时代，有一位张公艺先生，九世同居，唐高宗李治先生看他（古书上曰：「幸其宅」，「幸」字是酱缸产物），问他有何妙法。张先生一言不发，只用笔写了一百个「忍」字。这段故事流传下来，成为治家佳话。柏杨先生弄不清它是真的或是假的，不要说李治先生是皇帝啦，以读者先生为例，你阁下的顶头上司光临贵府，顺便问上一句，你能作哑巴状，找纸找笔，写上一百个同样的字乎？这不但是犯上的，而且根本没有起码的礼貌。这且不管，我们的感想是，大家庭制度中，「忍」的成份既如此重要，可看出定有很多冤枉委屈，无法得伸。我说这话的意思不是认为父母儿女之间，动则找刀找棍，大打出手。而是认为，「忍」是修身之本，而非「治家」、「治国」之本。责己尚可，责人便鸭子屎矣。尤其在国家里，人和人之间，并不都是骨肉之亲，而又好坏不齐，需要的只有一端，那就是「公平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