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归途中的神
时间:2013-02-27 作者:虞昕 点击:次
回顾《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下简称“《少年派》”）在国内引发的解读热潮，你会发现两大脉络：一是对于人生的感悟，譬如那句“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但我却从来都没有好好的道别”，就被人不断的当作名言警句提起；而老虎不回头的唏嘘，一时间也充盈互联网——理查德·帕克执拗的盯着陌生的墨西哥丛林，然后不管不顾的纵身跃入，只留下身后的派徒然长叹。第二，就是对于“真相”的索引、探求，也就是所谓“第二个故事”的来龙去脉，那些动物到底代表着谁，谁杀了谁，谁又吃了谁，以及食人岛、果实里的牙齿、狐獴等意象到底“隐喻”着什么具体事物，国内观众乐此不疲。 这其实折射出中国文化的某些特质：在我看来，就是由于宗教背景的阙如，导致国人重情感伦理，以及对超验思维的不自觉排斥——一定要找一个“坚实”的现实主义土壤才肯罢休，不然，整部《少年派》就是一个不可理喻、无所依归的故事——对于有着五千年“文以载道”传统的中国人来说，那意味着《少年派》根本无法走完编码-解码的大众文化消费流程。 当然，在一个“后现代”的语境中，想树立一元化的文本解读权威是徒劳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接受美学思想已经被庸俗化为某种反智的口号，每一个解读者都不得不事先做一番“政治正确”式的声明：“这只是一家之言”——笔者也概莫能外。
电影基本照搬了小说的基本结构，首先是一个倒叙的叙事大套层，由作者马特尔“本人”去采访有着传奇经历的成年派；然后，在派的讲述下，一个三段论的故事就此展开：派的儿时经历，派所经历的奇幻式的海上漂流，最后是“第二个版本”的展露。之前一直好奇李安会怎么改编这个小说文本，后来发现，李安采取了大巧若拙的改变方式：“不改编”——当然有大量的细节调整，但基本故事结构纹丝不动，对书中那些奇幻场景的描述，李安也采取了近乎“狭路相逢勇者胜”式的啃硬骨头的表现方式——通过3D特效场景还原出来，打了一场结结实实的文字—影像的符号遭遇战，挑战着读者的想象力。现在看来，经历了孩子、动物、水、3D等诸多技术难关后，李安取得了难以置信的胜利，在李安之前，3D、CG特效等手段还停留在视觉杂耍的手段，用于营造奇观化的视觉场景，因而常常被知识阶层贬低为“形而下者”，经过李安的淬火，这些新兴电影科技已经可以为更深邃的主题和富含哲理意义的影片服务了——“文艺片”和“商业片”的二分法是粗暴的，但日常语言的粗糙本性已然反证了这种二分法的合理性，所以我们似乎可以充满逻辑漏洞的说一句：从李安开始，3D、CG等新兴特效技术，终于开始为“文艺片”服务了。俗常的理解，所谓“画鬼容易画狗难”，在《阿凡达》里营造一个完全异想的世界其实并不难，在《少年派》里搞出老虎、狐獴、大海来，才是金刚钻（此处绝无贬低前者的意思）。 《少年派》的原著曾经在2002年获得布克奖，就欧美图书市场而言，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布克奖有点像奥斯卡，诺贝尔文学奖反而类似于金棕榈。所以，《少年派》在欧美早就是畅销书，七年前就已被翻译引入内地，但并未引起广泛关注，现在看起来，电影的营销宣传作用居功至伟。
派的父亲之所以决定要移民，历史背景就是英迪拉·甘地总理统治时期，实行了短时期的“紧急状态”，建立了短期的个人专权，大幅削减了地方政府的自治权，这段历史甚至被成为“印度独立后最黑暗的时期”，受到法式西方民主思想深刻影响的派一家，想移民也不难理解。 有趣的是，“派”这个名字是派自取的，就是对应着圆周率的希腊字母π，在电影中，李安加入了派神童般背诵圆周率的桥段，而究其本意，π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无理数——回顾西方历史，古希腊时期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甚至会为了一个无理数杀人，拉夫乔伊在《存在巨链》中总结古希腊哲学思想时，曾把“丰盈”、“充沛”作为其主要特质，对于一个认为宇宙是“圆满”的人来说，跟“最完美”的图形圆形紧密连接的π居然在小数点以后无限不循环，委实有几分“无理”。 “无理”成为一个重要的潜伏线索，李安在论及《少年派》时曾说过，“我们需要叙事，不然我们的生活就会像π一样继续下去”——我想，这里说的意思是，叙事成为人类把世界化为“可知”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手段，有某种类似康德所说的“人为自然界立法”的隐藏含义——叙事必定建立因果逻辑，同时将外部世界伦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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