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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鼓点(外一篇)(2)



    对文字的纠缠仿佛是与一条色泽绚丽的蛇在打交道,迷恋的结果是被束缚直至窒息。我已有很长时间的危险意识了,却无力自拔。我深深地厌倦了我对于华丽、峭拔文风的陷溺;它是一个四壁光滑的井,却没有苔藓的绿和生机,坐井观天,却要有所作为,攀爬上去似乎不可能,唯一的动作只有继续往下坠落。斯韦特兰娜并不是我最初得到的启示,却是一次深刻有力的启示,像我这种没有宽阔的人生背景、缺乏并拒绝有刺激性的生活点缀、且不自恋不幻想的人,早就应该洗尽铅华朴素作文了。

    死胡同都是快走到尽头时发现的。

    朴素与其说是一种品质,不如说是一种修养。具备了这种修养,大开大合也好,寂寥平淡也好,其文字就犹如退了躁热的晚光,有景致,有进退的余地,温暖、动人。我想,斯韦特兰娜作品中令人吃惊(吃惊是因为阅读之前的偏见)的从容、舒畅,正是源自她坚持遵守的朴素的人生原则。斯韦特兰娜在《遥远的乐声》中引用的题记是梭罗的一段诗:

    不紧跟队列行进的人,

    大抵是听见了另一种鼓点。

    任他随听见的乐声前进吧,

    哪怕这声音轻微而遥远。

    只要是热爱梭罗的人,我都有好感。我喜欢“另一种鼓点”这种说法。在我的这一次阅读中,这种鼓点并不轻微,并不遥远,它节奏分明地告诉我母性、信仰、平视的意义以及孤独的力量。

    哀伤的暴力倾向

    玛格丽特·杜拉斯有两句说明她的暴力倾向的话:“杀人的欲望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常数。”“使我感动的是我自己。使我想哭的是我的暴力,是我。”

    像玛格丽特·杜拉斯这种坦言自己的暴力倾向的女作家是罕见的。她无法不坦言相陈,因为这在她作品中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作家和评论家难能可贵地达成共识。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摧毁欲望往往是她的内核,这与大多数男作家的建设理想大相径庭。一个女人选择写作为她的存在方式,总是希冀写作能为她阻挡什么或搭救什么,或是阻挡暴力,或是搭救虚无。杜拉斯是前者。在用写作阻挡暴力倾向的过程中,杜拉斯是个自始至终十分愤怒的女人,但是,她得到了文学的支持,这简直是个奇迹。文学史上有很多因愤怒而被毁掉的作者,他们那本该获得巨大声名的才华被他们的义愤填膺给撕碎了。有句话是“愤怒出诗人”,在我理解里,这种“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而不是文学的诗人。

    到底是什么使得杜拉斯的愤怒获得了文学的支持?是她的哀伤;是“对出产芒果的土地、南方黑色的河水和种稻的平原说不清楚的从属”所带来的哀伤;还是生命本质上的哀伤。杜拉斯的所有作品都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废墟之上的。最初的坍塌,在我看来,是源自母爱的缺损。

    杜拉斯的母亲是所有了解她作品的读者都十分熟悉的形象,一个可敬(如果说她顽强)可怖(如果说她偏执)的女人,一个居住在印度支那的贫穷的古怪的法国寡妇。母亲一生都对她那歹徒似的大儿子充满了“强烈而又邪恶”的爱,把二儿子和小女儿的生命置于黑色的阴影之下。杜拉斯一辈子在她的作品中说了无计其数的谎言,但我始终相信,之所以她能这么花哨又这么深刻,是因为对母爱的渴望。杜拉斯说,她很小的时候就有杀死她大哥的欲望,为她的小哥哥,也为她自己。可是,杜拉斯无论是作为一个女儿,还是作为一个作家,都从来没有获得母亲的青睐。就在母亲临死之前,她只是召唤她一直鬼混的长子,“我当时在房间里”,杜拉斯写道,“我看到他们哭着吻抱在一起,对将要分开感到十分难过,他们没有看到我。……她想同他一起埋葬,在墓穴里只有两个人的位置,这不能不减弱我对她的爱。”

    这个临终告别是我读到(或看到)的最为哀伤的场景。在渴望母爱几乎一生之后,却最终一无所获。因为这一点,我可以原谅杜拉斯所有的怪戾之气。最可怕的怀疑是对母爱的怀疑,有了这种怀疑,人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垮掉,就像杜拉斯在她的生活和作品中所做的一切那样。

    我设身处地思考,谁不爱我都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的,但我的父母不能不爱我,否则就是违背天理。如果我遭遇到一种违背天理的生活,我能怎么让自己活下去?我想,我当然会有暴力的欲望。并且,用一种方式,比如写作,来艰难地阻挡这种欲望。

    居然,就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入口来进入光怪陆离的杜拉斯。我爱杜拉斯,其实就是爱她那无药可救的哀伤。看她的照片,从少女的清灵玲珑到老妇的辛辣苍凉,我惊奇地发现,杜拉斯的嘴从樱桃小口渐渐地变成不可思议的扁阔,让人联想到一条干死的鱼争取呼吸的全过程。

    (原载200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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