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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方飞毯原来是地图(2)



    其后二十年,我的地图癖虽然与日俱深,但困于环境,收藏量所增有限。本国的地图在绘制技术上殊少进步,加以海峡分割,台湾不可能重绘中国地图,而坊间买得到的旧图也欠精致。至于外国地图,不但进口很少,而且售价偏高,简直就买不起。美国新闻处请我翻译惠特曼和佛洛斯特的诗,也经常酬送我文学书籍,但只限于美国作品。朋友赠书,也莫非诗集与画册,不是地图。

    直到1964年,我三十六岁那年,自己开车上了美国的公路,才算看到什么叫做认真的地图。那是为方向盘后的驾驶人准备的公路行车图,例皆三尺长乘两尺宽,把层层的折叠次第展开,可以铺满大半个桌面。一眼望去,大势明显,细节精确,线条清晰而多功能,字体则有轻有重,有正有斜,色彩则雅致悦目,除白底之外只用粉红、浅绿、淡黄等等来区别保护区、国家公园、都市住宅,不像一般粗糙的地图着色那么俗艳刺眼。道路分等尤细,大凡铺了路面而分巷双行的,都在里程标点之间注明距离,以便驾驶人规划行程。

    有了这样的行车详图,何愁缩地乏术,千里的长途尽在掌握之中了。我在美国教书四载,有两年是独自生活,每次近游或远征,只能跟这样的地图默默讨论,亲密的感觉不下于跟一位知己。

    一张精确而详细的地图,犹如一个头脑清楚、口齿简洁的博学顾问,十分有用,也十分可靠。太太去美国后,我就把这缩地之术传给了她。从此美利坚之大,高速路之长,跨州越郡,从东岸一直到西岸,就由她在右座担任“读图员”(map reader)了。就这么,我们的车轮滚过二十四州,再回台时,囊中最可贵的纪念品就是各州的行车图、各城的街道图,加上许多特殊分区的地图例如国家公园之类,为数当在百幅以上。

    可惊的是,三十多年前从美国各地的加油站收集来的那些地图,不知为何,现在竟已所余无几。偶尔找到一张,展开久磨欲破的折痕,还看得见当年远征前夕在地名或街名旁边画的底线,或是出发前记下的里程表所示的里数,只觉时光倒流,像是化石上刻印的一鳞半爪,为遗忘了的什么地质史作见证。

    1974年迁去香港,一住十一年,逐渐把我的壮游场景从北美移向西欧,而往昔的美国地图也逐渐被西欧、东欧各国的所取代,图上的英文变成了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斯拉夫文……即使是英国地图,也有不少难以发音的盖尔(Gaelid)地名。欧洲的古老和多元深深吸引着我:那么多国家,那么多语言,那么多美丽的城堡、宫殿、教堂、广场、雕像,那么中世纪那么文艺复兴那么巴洛克,一口深呼吸岂能吸尽?夫妻俩老兴浩荡,抖落了新大陆的旧尘,车轮滚滚,掀起了旧大陆的新尘,梦游一般,驰入了小时候似曾相识的一部什么翻译小说。

    “凭一张地图”,就像我一本小品文集的书名那样,我们驾车在全然陌生的路上,被奇异的城名街名接引,深入安达露西亚的歌韵,露瓦河古堡的塔影,纵贯英国,直入卡利多尼亚的古都与外岛,为了量德意志有多长,更从波罗的海岸一车绝尘,直切到波定湖边(Badensee)。少年时亚光版的那册世界地图并没有骗我:那张美丽的支票终于在欧洲兑现,一切一切,“凭一张地图”。

    就这样,我的地图库又添了上百种新品。除了欧洲各国之外,更加上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巴西、澳洲、南非及南洋各地的大小舆图;包括瑞士巧克力糖盒里附赠的瑞士地形图,除了波定湖、日内瓦湖波平不起之外,蜿蜒的阿尔卑斯山群山都隆起浮雕,凹凸如山神所戴的面具;还有半具体半抽象的布拉格街道图,用漫画的比例、童话的天真,画出魔涛河两岸的街景,看查理大桥上百艺杂陈,行人正过桥而来,有的广场上有人在结婚,甚至头戴黑罩的刽子手正挥刀在处决死囚,而有的街口呢,卡夫卡那八脚大爬虫正蠕蠕爬过。

    幼嗜地理的初中男孩一转眼已变成退休教授,“地图精”真的成精了。于是有人送礼就送来地图。送我瑞士巧克力的那个女孩,选择那样的礼物,就因为盒里有那一张,不,那一簇山形。地图库里供之高架的三巨册世界地图,也是先后由女儿、女婿和富勒敦加州大学的许淑贞教授所赠。许教授送的那册《最新国际地图册》其物重情意也重,抱去磅秤上一称,重达七磅。在我收集的两百多幅单张舆图和十多本中外地图册里,它是镇库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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