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野遗迹

　　春天是最有号召力的。一场细雨，几阵暖风，数个晴日，便将田野里沉睡的麦苗、油菜以及圩头埂边的小草统统唤醒，并紧紧催着它们一个劲的长个子了。

　　正是清明，我回乡下老家扫墓祭祖。行走在湿润松软的田埂上，漫步于齐膝深的麦苗、半人高的油菜间，竟然发现了散落在田野间的遗迹。

　　土窑墩子

　　土窑墩子位于村子的大河西。它大半个身子的泥土早已被挖走或推平，只剩下这个高高隆起的土墩。偌大的窑墩上，油菜正绽放出金色的花朵。当年因取土建窑和制作砖坯而形成的几处大塘，水质浑浊，杂草枯黄；河岸边的两棵大杨树腰身粗壮且弯曲，树皮灰暗，裂痕交错，显得苍老。也许，这两棵老杨树，见证了这座土窑的兴衰。

　　七十年代后期，吃苦受穷多年的乡民都渴望得到一条集体增收、改善生活的路子。大队许支书看到邻村一个个办起了冒着青烟的土窑厂，心急如焚。那年冬天，他组织本村几百个男女劳力，起早贪黑，肩挑担土，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便垒起了一座小山高的土窑。

　　窑厂的第一任厂长是刘阿龙。刘阿龙做过多年的生产队长，做事踏实，精打细算。一块青砖用现金买是六分钱一个，用麦草换是二斤八两一个。不管多忙，无论多苦，刘阿龙当天收的钱，当晚就送缴到大队会计手里，笔笔清楚，毫不含糊。刘阿龙带着他的员工，一年能烧出十二窑上好的青砖，每年都会给大队带来三五千元的集体收入。那时，这可不是一笔小数字。

　　窑厂的第二任厂长是张大扣。张大扣是退伍军人，也是许支书的舅老爷。许支书在大小队干部会上说：“刘阿龙这几年做窑厂厂长是很辛苦的。而辛苦的岗位应该让年青的同志去锻炼，我看张大扣比较合适……”凭借着刘阿龙留下的好底子，再加上有许支书这么一个硬靠山，张大扣顺顺当当、舒舒服服地做着窑厂的厂长。时间不长，张大扣的父母在庄上第一个竖起了两层楼的房子。

　　有好处的地方总会让人眼馋。在公社组织科工作的王科长一次回老家“检查工作”，对许支书说：“我的叔伯兄弟王细宝做机工组长也有好多年了，你看是不是帮他换换‘口味’？”王科长在本大队做过支书，是许支书的前任。王科长开了口，面子必须给。很快，张大扣被提拔为大队民兵营长，王细宝接替张大扣做了窑厂的厂长。

　　王细宝玩心重，做了窑厂厂长后，他又成了个“大好人”，常陪大队干部喝酒打牌，收人情草，卖人情砖，下雨时草堆无人遮，砖坯倒了无人理，烧出来的砖头不少是“花脸砖”……三年时间，窑厂亏了一万多元。好端端的窑厂被折腾得奄奄一息。

　　接手王细宝窑厂烂摊子的是李双元。李双元与大队签订了窑厂承包合同。无论盈亏，李双元每年硬上交大队三千元。合同签订后，李双元一家老小全部搬进了窑厂里住。李双元负责收草、卖砖、记账，两个儿子负责管砖坯、烧窑火、挑窑水，妻子负责洗衣、做饭、管后勤。一时间，小窑的河边又吊满了前来送麦草和装砖头的船……只用了两年工夫，这个窑厂便起死回生。

　　想不到的是，到了九五年，为了严格控制浪费耕地的现象，各地纷纷强制平毁小土窑。这座小土窑也未能幸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夷为平地，立时云消烟灭。李双元一家含泪忍痛去往上海郊区创业……

　　欣慰的是，因为曾在窑厂尝过千辛万苦，有过经营窑厂的经历和经验，经过多年打拼，李双元的两个儿子现在上海郊区都成了企业老板，一个经营免烧砖厂，一个经营钢结构材料有限公司，规模都不小。

　　牛屋墙脚

　　路过庄后的一块田地，我看到了隐藏在密密油菜间牛屋舍子的断墙残堆。断墙，是碎砖垒就的尺把高的墙基，泥土中，或隐或现；残堆，当年砌墙用的一块块土墼倒塌后，岁月的风雨将它们打蚀得如同小土坟一般。

　　这里，曾经是第三生产队的打谷场。

　　当年的打谷场上，除了有供存放口粮的仓库外，还有三间土墙草盖的牛屋舍子——那是用牛工朱大伯一家六口，还有一头老牛居住的地方。

　　朱大伯五十多岁，他身材高大，但略微驼背，又粗又大的皱纹簇拥在他紫铜色的脸上。印象中，朱大伯从来没有微笑过，整天紧锁着双眉，让人一看见他，就会觉得他的生活是多么沉重，他是多么的苦恼。

　　他的老伴朱奶奶是天生的盲人，平时在家只能摸索着、小心地做一点淘米和洗菜的家务活；他们育有四个儿子，最大的只有十七岁，最小的才十一岁。在那个凭力气下田干活、靠挣工分养家糊口的年代，朱大伯一家谁也不是一个周周正正的大劳力！力不从心的他，为了拿到生产队里养牛的三千个固定工分，他认领了生产队里那条大水牛。白天，他吆着水牛去田里吃草、耕田；晚上，则将水牛赶进这个牛屋舍子。一家六口，连同这头大水牛，就一同挤进这三间通透的茅草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