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塌陷的胸腔(2)



    而在2000年以前,小村牌楼几乎没有一个癌症患者,老人大多寿终正寝,也没有多少孩子患上白血病。比如我爷爷,享年八十三岁,一生没有吃过一粒药;八十高龄的运生大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还有曾二爷,活了七十九岁,临死前一天,还在地里犁田……这一切,在新世纪里悄悄改变了,落后的乡村,患上了先进的“城市病”。

    按照江家的辈分,东成也应该是我的堂哥。在小村牌楼,东成和老妻种着几亩薄田,东成还拿着一份令人眼红的退休金,这样的晚年生活原本应该是很安详的,然而,2011年秋,牛高马大、身强体壮的东成突然病倒了,到安庆一检查,东成居然同时患上了食道癌、胃癌和肠癌,好在都还是早期,那一场长达十小时的大手术(东成噩梦般的记忆),也异常顺利。在和命运的争斗中,东成大哥是为数不多的胜利者之一,两年时间过去了,东成大哥还幸运地活在小村牌楼——他戒了烟,似乎也戒了酒,依旧能给老妻打打下手,在田间地头东奔西走。死里逃生的经历,严重篡改了东成的心性,那么暴烈、那么吝啬的东成,现在既舍得吃,也舍得穿,呼唤老妻,居然也不再吆五喝六,而是笑容可掬,眉眼间还泛着一股小淘气……然而,在小村牌楼,幸运如东成者毕竟只是极少数。去年夏天,治国死于胃癌,享年七十四岁。治国的两个儿子都离开了牌楼,大儿子落户在一江之隔的乌沙洲,我已经二十年没有见过他;小儿子是我的小学同学,现在定居于会宫镇,即便是逢年过节,他也很少回牌楼(会宫到牌楼的车程,不到四十分钟)。孤苦的治国一个人守着一栋空房子,一天只吃两顿。胃癌确诊之后,治国没有继续求医,他依旧抽烟,偶尔喝酒,一直到死。今年正月二十四,在和食道癌搏斗了两年多之后,六十四岁的贤文突然离世。第一天下午,贤文还打了场小麻将,一切如常。第二天下午,贤文照例输液,谁知道三瓶水输下去,人就不行了,吐血,据说是输液速度过快,导致血管破裂。——我对这种说法非常怀疑,在我的乡下,输青霉素一直不做皮试,“赤脚医生”只负责挂上瓶子,剩下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给家属。1997年,六十一岁的五叔自己拔掉了针管,在端午前夕的雨夜里猝死;去年,输液后的村支书逃过一劫,他浑身过敏,严重不适,在枞阳县医院里抢救了三天……

    贤文的家境原本非常殷实,但再殷实的家境,也填不满那个“无底洞”。四处求医的贤文最终选择在铜陵治病,牌楼在江北,铜陵在江南。贤文每次去铜陵,至少需要住院十天(一个疗程),两年多熬下来,所有的家底都被掏空了,虽然不至于债台高筑,但也几乎一贫如洗。

    在小村牌楼,许多癌症患者都过着拿钱买命的日子,许多原本很殷实的家庭,在病痛中再次归于贫困。也有一小部分患者莫名其妙地死了,经济负担当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那些翻来覆去的检查(抽血、化验、CT、心电图、大小便,如此等等),让患者的畏惧感层层加深,慢慢地,终于失去了和疾病斗争的信心。在我的小村,生死只在一念间——咬牙坚持,或许还能活;主动放弃,则意味着赴死。

    二

    东成大哥依旧在牌楼养老,尽管两个儿子都已经搬到了城里,东成大哥也可以和儿子们生活在一起。和牌楼的父辈们一样,东成大哥始终割舍不下那几亩薄田,那栋看上去仍很气派的房子。土地和房子都是搬不走的,这两样,是父辈们一生的不动产,也是无法抛弃的根。一生的辛劳都在这里了,没有人可以轻易丢弃。

    父辈们守着的,其实不是一座空荡荡的村庄,而是一路繁霜的人生历程、记忆和情感。儿时的田园景象已经消失了,残存的,是贫瘠的土地(大量的良田已经抛荒),营养不良的稼禾(主要是油菜、棉花和小麦,水稻只有一季),村口的小河早已断流(淤塞着各种生活垃圾),那口比我还老的水塘里,常年漂着一层厚厚的绿釉。村口那条儿时的小河,原本绿水常流,盛夏的时候,我们几个小伙伴时常下河游泳,闹得口渴了,就低头猛喝几大口,没有人因此拉肚子,也没有谁因此生过病。冰封的寒冬,乡亲们都从河里凿冰取水,挑回家里洗脸,烧锅,刷碗。门前的那口水塘一亩见方,曾二爷生前在塘里种了莲藕,荷叶田田,鱼游浅底。还有一种野生的虾子,似乎不甘寂寞,偶尔“叮咚”一声,惊醒一塘绿水。塘埂下面还砌着几块青石,大姑娘和小媳妇们都在这里择菜、淘米、洗衣服,塘埂上站着一排笔直的白桦树……然而这一切,都永远地停留于人在异乡的梦里。曾几何时,我的小村开始慢慢荒凉,一座座房屋失于修缮(老鼠、黄鼠狼、壁虎、蜈蚣和蛇的巢穴),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开始远走他乡(一个个家庭由此走向解体),父辈们坚守的小村,已经沦为一座空壳。和气大哥一直留守在村里,一面经营着几亩薄田,一面照顾孙女上学。今年春节,和气大哥告诉我这样一组数字:牌楼在册的常住人口原本有一百三十三个,但如今还在村里生活的,只有四十七个,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其中包括三名癌症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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