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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率源自好习惯(12)



    孰人无过呢?谁都可能犯过失。这样说,可能大家理解起来比较容易。但“容过”讲的则是这样一种“过”,它给自己带来了一定的损失,或在某种程度上与自己有关。例如,自己的下属有了过错,自己的合作者有了过错,或者是自己的家人有了什么过错,等等。在这种情形下,能否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这种“过”,当然是衡量人的素质的一个方面。“容过”这种忍就是要压制或克服自己内心对于当事人的歧视,尽管自己心里并不快乐,感到懊丧,但却应该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着想,想一下自己如果在这种场合下会如何做,在做错了某事之后又有何种想法,当然,这里需要“容”,需要“忍”的是对于当事人本人,而对于具体的事情本身则应该讲明白,该批评的必须批评。

    由此可见,“容过”这种“忍”的形式主要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宽厚、平和人格。很明显,能够“容过”的人,往往能够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同时,也能够得到人们的赞赏和认可。

    容人之过,不是一味退让,不是无能懦弱,而是一种宽广博大的胸怀,包容一切的气概。

    暂时妥协是人生的一大策略

    暂时妥协是人生的一大策略,暂时交出或放弃,是在这一过程中等待时机,创造条件,以求扭转乾坤以图东山再起。

    “妥协”就其词义来说,是用让步的方法避免冲突或争执。从词性上看,妥协并无褒贬之分。近日得闲,翻阅史传、小说,顿生感悟:原来,暂时的或者说必要的妥协,乃是人生一大策略。

    《老子》上有这样几句话:“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去之,必固与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后人把老子的这一思想概括为“取予之计”。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成为我国古代军事上的一种暂作妥协、待机索取的常用策略。

    东周时期,在着名的“三家分晋”之战中,魏国国君等就成功地运用了这一策略。当时正值春秋末期,晋国的命运掌握在智、韩、赵、魏“四家”手中,其中智伯最强。他不满四家共享的局面,而欲独占晋国。于是,智伯打着加强公室的幌子,要三家各拿出一部分土地和庶民给晋君,实则是扩充自己的地盘。他先去威逼韩国国君康子。

    康子本想拒绝,宰相段规说:“智伯贪得无厌,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将借以罪我,不如与之。”

    段规建议,接受智伯的要求,割地后见机而行。

    智伯又袭用逼韩之法,向魏国索要土地。魏君桓子认为他欺人太甚,欲加拒绝,宰相任章劝说道:“君予之地,智伯必骄而轻敌,邻邦必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国,则智伯之命不长矣。”

    结果正如任章所料,智伯终被韩、魏、赵三家所灭。

    战争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在条件不具备时,要想夺取或保存某种东西,必须暂时交出或放弃它,在“交出”或“放弃”的过程中,等待时机,创造条件,最后把它再夺回来。这种“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屡被后代兵家所推崇。

    历史小说《袁崇焕》中,谈及“取予之道”,给人启发,也令人感叹。袁崇焕是明末着名军事家,官至兵部尚书。他屡次击退清军的进攻,战功卓着,结果却是含冤被杀。小说中说,辽东战役时袁崇焕曾想以暂时的妥协换取准备的时间。他认为,当军事上准备没有充分之时,暂时与外敌议和以争取时间,历史上不乏先例。汉高祖刘邦曾与匈奴议和,争取时间来恢复、蓄养国力、兵力,等到汉武帝强盛时才大举反击;唐太宗李世民曾代父皇李渊做主,与突厥议和,等到兵马齐备,军队训练有素时,才派李靖北伐,大杀突厥犯敌。(顺便提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因某种需要而暂时妥协者也有实例。)同是妥协议和,秦桧与前金的议和,同诸葛亮与孙权周瑜的议和,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屈膝投降,而后者是暂时退让,这种妥协是为将来的进攻做策略上的准备,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袁崇焕当时的委曲求全的妥协策略,难以让人理解,其为社稷计忍辱负重、行举世嫌疑之事,实属不易,此不多论。

    的确,有进攻必有退守,有冲突也应有妥协。大至军国之重,小至家务琐屑之争,带兵打仗,为官从政,做人处世,必要的妥协往往是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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