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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河湾(5)



  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

  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

  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

  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

  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

  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

  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

  “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

  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

  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芭,他就是沈立民。

  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

  从农场必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

  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

  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

  这事不到五分锺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

  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

  “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

  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

  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

  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

  我点头。

  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

  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

  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

  由于从那封集体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离的方式出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

  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

  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

  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

  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纔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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