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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河湾(3)



  他这天找我,是问我对上海宣传文化系统清查运动的意见。

  我说:“能不能只搞清查,而不搞运动?”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会儿,终于点了点头,说:“我大致懂你的意思,但运动看来是免不了的了。”

  我说:“那就要请您紧紧掌舵,不要放过真凶首恶、重大事件,但必须警惕有人胡乱指控、颠倒轻重。我已看到大量让人担心的迹象。我们国家有一批永恒的运动积极分子。”

  车部长同意我的意见,动员我担任写作组系统文艺组的清查召集人,由他负责向我所在的学院打招呼。

  我说我不想担任任何职务。

  他说,这算什么职务呀,很快就完成了。今后担任什么,我们从长计议。

  我怕再推下去他会笑我把小差事当作了大职务,就不再吱声。

  最后握别时他问:“你的名字是笔名吗?”

  “不,真名。我从来不用笔名写作。”

  “谁取的?那么有诗意?”

  “不识字的祖母。”

  不久之后车部长在康平路市委大院内有了自己的住宅,便邀我去作客。他的书房满壁图书,面对小小的草坪,我们坐着喝茶闲聊,他已把我当作朋友。

  我每次到他家去,都会在他的书架前站立一会儿。那是典型的中国干部藏书。比较堂皇的是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再有历年的《人民手册》,这些加在一起,已经占了书架的绝大部分。车部长与其它干部不同,还加了一套《鲁迅全集》和《辞海》(未定稿),证明他有一定的文化取向。

  他后来一次次找我,主要是讨论上海能开放哪些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本来这事跟着北京走就是了,但他想稍稍走得比北京快一点。我相信这事他还会与别人讨论,只希望我能预先给他讲得细一点、全一点。这种谈话今天回想起来还十分享受,却是任何在正常情况下生活的人们所不能理解的了。文化大革命几乎禁绝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现在拨乱反正,理应果断解禁,但像车部长他们那一代人却很难下这样的决心,生怕在哪一点上出了问题,因此要一部一部“过堂”。让我暗自喜悦的是,每说通一部,便是一部伟大作品与一座伟大城市的重新见面。尽管这种见面是迟早的事,但总是早一天好一天。

  首先我用的办法是抬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只要他们提到过的欧洲经典名作,都立即开放。这对车部长这样的老干部来说,最具有“通过”的说服力。于是从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到贝多芬,都满城绿灯。

  然后,麻烦的事情就来了。一些戏曲片能不能立即开放?例如越剧《红楼梦》和黄梅戏《女驸马》,还有一些新进来的外国片如《音乐之声》,是内部放映,还是公映?所有这些简单问题的难度全在于,批判文艺作品中的“帝王将相”、“纔子佳人”、“外国死人”、“封资修”最强烈的,是毛泽东主席。

  最先开放的是越剧《红楼梦》,理由也只有一条:毛泽东喜欢《红楼梦》。记得这部片子的“复映”活动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几天下来,真可以说人山人海、一票难求。

  其它很多传统作品,要开放也必须获得解释。我发现,对车部长他们,要听的只有政治解释。有一次我把几部作品解释为“在封建主义外表下的反封建作品”,他一听很高兴,觉得找到了一种说服别人(主要是说服比他更大的领导而不是一般观众)的“理论技巧”。后来我还听他多次在大会上作过这样的解释。

  说完这些事,他会顺便问一下:清查工作怎么样?他对此好像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一些重点的清查对象早被市里隔离,面上的清查在他看来只要“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我终于鼓起勇气说:“车部长,我觉得「***」中最糟糕的有两个阶段,一是「***」前期的造反,二是「***」后期的批邓,至于中间那一块,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工作,情况很不一样。现在的清查,恰恰是不碰造反和批邓,有可能产生是非颠倒。”

  “这里有一个原则问题。”他的态度突然严肃起来,“这两件事都是毛主席号召的,我们一定要谨慎。触及毛主席,怎么也不行!”

  他看我有点沮丧,笑了笑,说:“我知道你既拒绝了造反,又拒绝了批邓,所以对这两件事特别敏感,这可以理解。但这两个口子一开,牵涉的面就大了。就说我吧,包括我们这次一起到上海来工作的领导干部们,绝大多数都参加了批邓。至于造反,也很难说没参加。部队里的是非是看跟谁,但一开始不管跟谁,都以造反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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