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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秘的河湾(11)



  我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介绍给他,他一一握过手后转身看了看我们住的这个小房间,看得很仔细。

  这种拥挤状况对他这一级别的干部来说可能已经相当陌生了。他似乎由此觉得我境遇不好,便找了一个床边坐下,关切地问:“你的事,我后来没时间过问,现在一切还好吗?”

  说着他瞟了一眼范、王两位老师,在犹豫要不要在他们面前谈过去的事。

  “我现在专心教书、写书,算是回家了。”我顺手指了指两位老师,把重音放在“回家”两字上,表示我们亲如家人,尽管说。

  车部长一笑,说:“我倒是几次想起你最早对我说的话,能不能只搞清查,不搞运动。这不容易做到。我们党,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

  我说:“事实又一次证明,这样的运动一定会搞乱,甚至颠倒。”

  车部长说:“颠倒只能一时,历史终究是公正的。”

  我说:“问题是通向公正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例如,我当时突然被清查,他们一定向您汇报过,一是我议论了毛主席,二是我给马天水打了小报告。议论毛主席的事现在不用说了,可您知道不知道,那个小报告,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

  “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车部长有点吃惊。

  “他们批评的对象,只不过是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

  “而且,信是从邮局寄的,谁也不认识马天水和他的秘书。”

  “邮局寄的?”

  “我只是帮了一位残疾人的忙,这算什么小报告呢,居然一闹两年。”我说。

  “嘣!”车部长一拳砸在床头柜上,还骂了一声粗口,把范民声、王家乐两位老师吓了一跳。本来我还想讲讲与这位残疾人的关系、讲讲当年在洪水中以身体填堵堤堰决口如何冻僵、又如何被他用手掌搓暖的往事,见部长已经发怒,不再火上加油。

  以后几年,我经常接到湖南文化界的讲学邀请,一次次去长沙。车部长一听到消息必定主动来看我,我们又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我用十几天时间为湖南戏剧界的朋友讲完《戏剧审美心理学》和《现代艺术精神》,就告诉前来看我的车部长,岳麓书院必须保护。

  “岳麓书院我去看过。是毛主席、蔡和森他们从事早期革命活动的地方,革命传统纪念地。”他说。

  我说:“其实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教育机构,朱熹在那里讲过学。我这次去,发觉那里只说现代革命,不提朱熹他们……”

  “朱熹,是那个唯心主义哲学家吧?”车部长疑惑地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就笑了:“对,先保存,再评价。”

  说完岳麓书院,我又随口提议这个省还有一些曾经被整惨了的老一代戏剧理论人纔,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举了一位叫金式的先生和另一位姓唐而现在忘了名字的先生,作为例子。

  几天之后再一次见面,我又向他转述了一位姓李的诗歌评论者告诉我的种种生平委屈,希望他能予以帮助。他在小本子上一笔一笔地记下了这位李先生的名字。

  正说着,文化厅的朱静民先生进来了,他看见车部长坐在我的房间里已经很吃惊,没想到车部长顺着我们刚纔的话题对朱静民说:“我们湖南,再也不准任何人去整文化人了,不管以什么理由!”朱静民闹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顾点头。

  车部长突然转过脸来看着我,放低声音问:“那帮人还缠你吗?”我说:“暂时没有太大的动静,只有一个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分狼狈,连找一份工作都很困难了,在一家图书馆打杂,却老是在外省的现代文学研究圈里散布一些谣言,说我曾被他清查,问题严重。让他说吧,我纔不理呢。”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说不清楚了,找我!”车部长的这句话透露出一种军人豪气,洗刷掉了我心底对他的最后一层抱怨。

  我在内心感谢之余,却也明白,身处现世,靠谁的保护都不管用。你看,从车部长开始,有多少长辈想保护我、为我说话啊,但都没用。结果,阴错阳差,他们还可能不经意地伤害了我。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去,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那么反过来,真正能伤害你的,也是一样,自己的选择。

  长辈们无法真正地保护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们有发言权的那个灾难未必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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