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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第十章 历史母本(5)



    他,就这样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

    他写了那么多历史人物的精彩故事,自己的故事却没有结尾。

    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大结尾。他知道有了《史记》,不需要再安排一个终结仪式。

    他知道只要历史还没有终结,《史记》和他都终结不了。

    六

    文章已经可以结束。忽然又想到一层意思,再拖拉几句。

    多年来我一直被问写作散文受谁的影响最深,我曾经如实地回答是“司马迁”,立即被提问者认为是无厘头式的幽默。

    “我们问的是散文啊,您怎么拉出来一个古代的历史学家?”

    我不知如何解释,后来遇到同样的问题也就不作回答了。

    年岁越长,披阅越多,如果自问最倾心哪位散文家,我的答案依然没变。

    散文什么都可以写,但最高境界一定与历史有关。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太像散文了,不能不使真正的散文家怦然心动。

    历史没有韵脚,没有虚构,没有开头和结尾;但是历史有气象,有情节,有收纵,有因果,有大量需要边走边叹、夹叙夹议的自由空间,有无数不必刻意串络却总在四处闪烁的明亮碎片,这不是散文是什么?而且也只能是散文,不是话本,不是传奇,不是策论,不是杂剧。

    既然历史本是如此,司马迁也就找到了写史的最佳方式。他一径以第三人称的叙述主体从容地说着,却与一般历史著作的冷若冰霜不同。他说得那么富有表情,有时赞赏,有时倾心,有时怀念,有时祭奠,有时愤怒,有时讥讽,有时鄙视。但这一切,都只是隐约在他的眉眼唇齿间,而没有改变叙述基调的连贯性。

    有时,他的叙述中出现了较完整的情节,有人物,有性格,有细节,有口气,有环境,像一则则话本小说。但是,他绝不满足于人们对故事情节的世俗期待,绝不沦入说唱文学的眉飞色舞,叙述的步履依然经天纬地,绝无丝毫哗众取宠之嫌。

    有时他不得不评论了,除了每篇最后的“太史公曰”,也会在叙述半道上拍案指点,却又点到为止、继续说事。事有轻重远近,他如挥云霓,信手拈来又随手撇去,不作纠缠。

    这样一来,他的笔下就出现了各种色调、各种风致、各种意绪、各种情境的大组合。明君、贤相、恶吏、谋士、义侠、刺客,各自牵带出鲜明的人生旋律,构成天道人心、仁政至德的丰富交响。这便是真正的“历史文化大散文”。

    《史记》的这种散文格局如云似海,相比之下,连唐宋八大家也显得剪裁过度、意图过甚,未免小气了。

    若问:以散文写史,是否符合历史科学?我的回答是:既然历史的本相是散文状态而不是论文状态,那么,越是以近似的形态去把握,便越合适。否则,就会像捕云驯海,谁都劳累。

    又问:把《史记》作为散文范本,是否大小失度?我的回答是:写天可以取其一角,但必先感受满天气象;画地可以选其一隅,也必先四顾大地苍茫。历史散文的范本应该比寻常散文开阔得多,才能摆脱琐碎技巧而获得宏大神韵。

    除了内容,散文的基元是语言。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称得上是千古一笔。

    司马迁的文笔,是对他周围流行文字的艰苦挣脱。在他之前,文坛充斥着浓郁的辞赋之风。以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为代表,追求文学上的铺张和奢侈。到了司马迁时代,此风愈演愈烈。好像是要呼应汉武帝所开创的大国风范和富裕局面,连散文也都竞相追求工丽、整齐、空洞、恣肆,甚至还要引经据典、磨砺音节。虽然确也不乏文采,却总是华而不实、装腔作态。这种倾向发展到以后,就成了过度讲究藻饰、骈偶、声律、用典的六朝骈文,致使到唐代,韩愈、柳宗元他们还要发起一个运动来反对。

    知道了司马迁的文字环境,就可以明白他文笔的干净、朴实、灵动,包含着多大的突破。他尤其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整齐的骈偶化句式,力求明白如话、参差错落的自然散句。他又要把这种散句熔炼得似俗而雅、生动活泼,实在是把握住了散文写作的基础诀窍。他还不让古代语文以佶屈聱牙的形态出现在自己的文章中,而必须改得平易流畅,适合当代人阅读。我们如果在他的书中看到某种整齐、对称、排比的句子,基本可以断定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手笔。例如后世专家们看到某篇文章中有一段以四字为韵的句法,一致肯定为后人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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