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一九二四年 大战和战后(7)
时间:2023-02-22 作者:威廉·福克纳 点击:次
假若一九一九年诗歌中的一个方面表明福克纳对其未完成的初恋依然一往情深，那么在另一方面却表明，他仍然为其职业的意义而奋斗。在九月末爱斯蒂尔离开前不久，福克纳决心利用密西西比大学的一项新政策，此项政策对老兵不考虑入学的必要条件。他作为一个特殊学生，免除了一切必要的要求，登记修法语、西班牙语和英语。他一开始就专心致志和奋勇向前，对每项功课都刻苦钻研。他似乎比以前更加听从母亲。但他很快就用自己的兴趣来指导自己，兴趣很快就使他转向了法国文学，这是他几个月来阅读所针对的方向。在第一学期，他的英语课差一点不及格，在第二学期，他停止学习英语课。尽管如此，他仍然读斯温伯恩、吉芝、豪斯曼及王尔德的作品，模仿艾略特的诗，他发现普鲁弗洛克的残生特别萦绕他的脑际，他也读法国人的作品，特别是法国象征主义作家的作品。从马拉梅那里，他取了他发表的第一首诗的题目；从魏尔莱恩的《牧神》那里，他获得了《大理石牧神》的中心构想。在斯通的某种鼓励和指导下，他勤苦地读完了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法国和英国的每个大作家和几个小作家的作品。 《大理石牧神》里的几个散见的诗行显示了他的才华；有少数诗行崭露出他天才的笔力。然而末了他主要的兴趣不是来自其力量分散的时刻而是来自他那腿脚残废的虚弱身体。因为它是那么富于模仿性和文学味，这就清楚地表明福克纳注意的是华丽的词藻。这就在风格和基调上，唤起并使他参加到十九世纪末叶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中去。此外，这表明，福克纳发现诗歌的限制性和束缚性太大，因为在这种作品中使人感到精灵淹没了人物，回声盖过了声源。因此我们看出的不是福克纳的创作力的根源只是他自修的一种倾向。他从奥斯卡尔·王尔德这样的戏剧家们、约瑟夫·康拉德这样的小说家们及法国和英国的几个诗人那里，吸取技巧和令人神往之处，这使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能够跻身于文学上的百花齐放之中。此外，为了弄清楚他的自修的一般的和历史的焦点，《大理石牧神》有助于明确自修的方法。几年后，福克纳说，他写《大理石牧神》并“学习看书”，这表明，写作是他吸收已经阅读过的东西的一个方法。《大理石牧神》表明，在一九一九年，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教育方法的最后阶段，在学习上那么如饥似渴，这似乎是极好的。好象是这样：在他仿效、模仿或加以改写之前，他读过的东西没有一件真正为他所掌握。 然而在一个方面，在福克纳读的诗人和他在写作的诗歌之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距离的。《大理石牧神》使田园诗的艺术与现代的唯美主义熔为一炉，这不但暴露了田园诗的弱点，特别是它的人工的矫揉造作，而且也证实了那些弱点对我们了解现代唯美主义是恰当的。《大理石牧神》没有成为艺术力量的成功，倒是碰到了艺术上的局限性。如路易斯·辛普森所指明的，福克纳的牧神“在一个被霸占的花园里”屹立着纹丝不动；他认识到他的弱点与局限性，可仍然无力予以克服。其结果，我们不仅看到福克纳对自己加诸自己的局限性感到不满意，这不只是“田园诗”遭到现代体裁诗歌的抛弃，而且他认识到田园诗的弱点感染着现代艺术。牧神知道，他集中体现着恣态并且假定他决不会死。然而他发现这种慰藉的反面正是因为它意味着他将来决不会活。福克纳将“已经死去的田园诗”的一成不变与济慈的瓮相联系，并认为是一种形式的缩影，这种诗的一成不变的价值已经不合潮流，“诗人热狂的忘我境界”应予摒弃，因此叫做已经死去的田园诗。几年后，福克纳写朱迪丝·萨特彭时让这个人物讲话表示，他在二十世幻二十年代初就开始怀疑的是：人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这正因为他们“不能死或消亡。”在《大理石牧神》和《押沙龙，押沙龙！》这两部书都有这种情况，他给人物的语言使我们想起语言和形式都是空洞的。在一项相关的策略中，他往往在神秘的上下文中开始强调，他自己最好的一些小说是没有结尾的，没有写完，而他自己的小说领域则是生机勃勃和变动不居。强调他的作品的可交性自然是与他极力主张他的作品的不朽性相称的。有时虽然承认，我们通常理解这些着重点之间的矛盾，他讲起来却好象他的小说具有完美的形式，他的领域是发展的、变动的。但是他往往采取这样的态度，他的著作要不朽首先必须要在人们中活着才行，因此他把我们通常认为是矛盾的范畴当作补充的范畴。因为福克纳追求的是誉满全国，一项大的声誉（他曾经说过，“作为一个诗人”，他的问题是，“一方面精力充沛地苦干，另一方面却凝视着宝贝露丝”），他努力在他在《新共和》的胜利之后去夺取其他胜利。在这项努力中，菲尔·斯通对他又有所帮助。他让他的秘书协助，处理了福克纳的许许多多的打字事情和他的大部分通信。尽管有菲尔的帮助，许多拒绝将福克纳一九一九年八月在全国性刊物上的第一次出现和一九二二年六月在《两面人》杂志上的第二次出现隔开了三年。同时，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当学生的前后这些年，他不断地努力扩大自己在地方上的声誉。一九二五年，大学的三个出版物：年报（《密西西比特好》）、《密西西比人报》和幽默刊物《笑话》上至少发表了他的四十一项著作——十七幅画、十六首诗、六篇评论、一个短篇小说和一篇散文。他的那些画和作品，兼之他象“外国人”，使他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因为他仍然“几乎愁苦而小心翼翼”，他似乎常常对其他学生疏远而且傲慢。菲尔·斯通回顾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