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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第六章 老子和孔子(2)



    在文化的意义上,曲阜,这个出发点又成了归结点。这一个来回,绕得也是够久远,又够经典。

    孔子知道,自己已成为周王朝礼乐制度的主要维护者,但周王朝的历史枢纽一直在自己家乡的西边,他从年轻时候开始就一再地深情西望。三十四岁那年,他终于向西方出发,到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的周天子所在地洛邑(今洛阳)去“问礼”。

    他已经度过了自己所划定的“而立”之年,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念和行为方向,也在社会上取得了不小的声誉,因此他的这次西行有一点派头。鲁国的君主鲁昭公为他提供了车马仆役,还有人陪同。于是,沿着滔滔黄河,一路向西。

    从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阳,在今天的交通条件下也不算近,而在孔子的时代,实在是一条漫漫长路。

    孔子一路上想得最多的,是洛阳城里的那位前辈学者老子。

    千里奔波,往往只是为了一个人。这次要拜访的这个人,很有学问,熟悉周礼,是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然,也可以说是档案馆馆长,也可以说是管理员,史书上记载他的身份是“周守藏室之史”。这里所说的“史”,也就是“吏”。

    老子这个人太神秘了,连司马迁写到他的时候也是扑朔迷离,结果,对于他究竟比孔子大还是比孔子小,孔子到底有没有向他问过礼的问题,历来在学术界颇多争议。我的判断很明确,老子比孔子大,孔子极有可能向他问过礼。做出这种判断的学术程序很复杂,不便在一篇散文中详细推演。

    记得去年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中国文化史,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递纸条给我,说他看到有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请我帮助他做一点解释。我说,你一定是看到有的史书里把老子和太史儋当做同一人。老子曾经西出函谷关,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去找秦献公,而太史儋出关的时间是在孔子去世一百多年之后,事情就这样搞混了。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根据《老子》一书中的某些语言习惯,断定此书修编于孔子之后。我的观点是,更可信的资料证明,把老子和太史儋搞混是汉代初年的事,按照老子的出世思想,他怎么可能出关去投奔秦献公呢?至于书中的语言习惯,则与后世学派门徒的不断发挥、补充有关,先秦不少古籍都有这种情况。

    我相信孔子极有可能向老子问过礼,不仅有《礼记》、《庄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古籍互证,而且还出于一种心理分析:儒道两家颇有对峙,儒家如此强盛尚且不想否认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难于否认。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向老子问了什么,老子又是怎么回答的?

    这就有很多说法了,不宜轻易采信。其实,各种说法都在猜测最大的可能。

    我觉得有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一种说法是,孔子问老子周礼,老子说天下一切都在变,不应该再固守周礼了。另一种说法是,老子以长辈的身份开导孔子,君子要深藏不露,避免骄傲和贪欲。

    如果真有第二种说法,那就不大客气了。但在我想来,却很正常。当时,孔子才三十多岁,名声主要在故乡鲁国,远在洛阳的老子对他并不太了解。见到他来访时带有车马仆役,又听说是鲁昭公提供的,老子因此要他避免显耀、骄傲和贪欲,是完全有可能的。

    按照老子的想法,周王朝没救了,也不必去救。一切都应该顺其自然,那才是天下大道。过于急切地治国平天下,一定会误国乱天下。因此,最好的归宿是长途跋涉,消失在谁也不知道的旷野。

    孔子当然不赞成。他要对世间苍生负责,他要本着君子的仁爱之心,重建一个有秩序、有诚信、有宽恕的礼乐之邦。他的使命是教化弟子,然后带着他们一起长途跋涉,去向各国当权者游说。

    他们都非常高贵,却一定谈不到一起,因为基本观念差别太大。但是,凭着老子的超脱和孔子的恭敬,他们也不会闹得不愉快。

    鲁迅后来在小说《出关》中构想他们谈得很僵,而且责任在孔子,这是出于“五四”这代人对孔子的某种成见,当然更出于小说家的幽默和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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