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枫轩 > 雨枫书屋 > 经典散文 >

中国文脉·第一章 中国文脉(11)



    他们两位,是后世所称“唐宋八大家”的领头者。我在前面说过,“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成就,在整体上还比不过司马迁一人,这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位在内。但是,他们两位,做了一件力挽狂澜的大事,改变了一代文风,清理了中国文脉,这是司马迁所未曾做过的。

    他们再也不能容忍从魏晋以来越来越盛炽的骈体文了。自南朝的宋、齐、梁、陈到唐初,这种文风就像是藻荇藤蔓,已经缠得中国文学步履蹒跚。但是,文坛和民众却不知其害,以为光彩夺目、堆锦积绣,就是文学之胜,还在竞相趋附。

    面对这种风气,韩愈和柳宗元都想重新接通从先秦诸子到屈原、司马迁的气脉,为古人和古文“招魂”。因此,他们发起了一个“古文运动”。按照韩愈的说法,汉代以后的文章,他已经不敢看了。(《答李翊书》:“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这种主张,初一看似乎是在“向后走”,但懂得维护文脉的人都知道,这是让中国文化有能力继续向前走的基本条件。

    他们两人,特别是韩愈,显然遇到了一个矛盾。他崇尚古文,又讨厌因袭;那么,对古人就能因袭了吗?他几经深思,得出明确结论:对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学习者必须“自树立,不因循”。甚至,他更透彻地说:“惟陈言之务去”。只要是套话、老话、讲过的话,必须删除。因此,他的“古文运动”,其实不是模仿古文,而是寻找千年来未颓的“古意”。“古意”本身,就包含着创新,包含着不可重复的个性,即“词必己出”。

    他与柳宗元在这件事上有一个强项,那就是不停留在空论上,而是拿出了自己的一大批示范作品。韩愈的散文,气魄很大,从句式到词汇都充满了新鲜活力。但是相比之下,柳宗元的文章写得更清雅、更诚恳、更隽永。韩愈在崇尚古文时,也崇尚古文里所包含的“道”,这使他的文章难免有一些说教气。柳宗元就没有这种毛病,他被贬于柳州、永州时,离文坛很远,只让文章在偏僻而美丽的山水间一笔笔写得更加情感化、寓言化、哲理化,因此也达到了更高的文学等级。与他一比,韩愈那几篇名文,像《原道》、《原毁》、《师说》、《争臣论》等等,道理盖过了审美,已经模糊了论文和文学的界限。

    总之,韩愈、柳宗元他们既有观念,又有实践,“古文运动”展开得颇有声势。骈体文的地位很快被压下去了,但是,随之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在骈体文盛行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已经逐渐自觉,虽触目秾丽,也是文学里边的事。现在“古文运动”让文章重新载道,迎来了太多观念性因素。这些因素,与文学不亲。

    十一

    唐朝灭亡后,由藩镇割据而形成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一度曾经诗情充溢的北方已经很难寻到诗句,而南方却把诗文留存了。特别是,那个南唐的李后主李煜,本来从政远不及吟咏,当他终于成了俘虏被押解到汴京之后,一些重要的诗句穿过亡国之痛而飘向天际,使他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形式——“词”的里程碑人物。

    李煜又一次充分证明了“政脉”与“文脉”是两件事。在那个受尽屈辱的俘居小楼,在他时时受到死亡威胁而且确实也很快被毒死的生命余隙之中,明月夜风知道:中国文脉光顾此处。

    从此,“春花秋月”、“一江春水”、“不堪回首”、“流水落花”、“天上人间”、“仓皇辞庙”等等意绪,以及承载它们的“长短句”的节奏,将深深嵌入中国文化;而这个倒霉皇帝所奠定的那种文学样式“词”,将成为俘虏他的王朝的第一文学标帜。

    人类很多文化大事,都在俘虏营里发生。这一事实,在希腊、罗马、波斯、巴比伦、埃及的互相征战中屡屡出现。在我前面说到的凉州到北魏的万里蹄声中,也被反复印证。这次,在李煜和宋词之间,又一次充分演绎。

    十二

    那就紧接着讲宋代。

    我前面说过,在唐代,政文俱旺;那么,在宋代,虽非“俱旺”,却政文贴近。


作品集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