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奥巴马那里学到的领导力(6)

　　我希望我可以说这牙疼来得毫无理由——即使我28岁了，但我对自己很负责，涉及健康的问题时绝不冒任何风险——但是在我的智齿坏掉之前其实我已经牙疼了好几周，只不过没当一回事。我知道特丽也有一样的情况，所以我劝她也去看了牙医。结果她也要拔智齿。我们就是一团糟。

　　当选举之夜来临时，我们作为一个团队都去了波士顿。我穿上“大选夜”休闲裤（注意：不是瑜伽裤），结果我那在大选期间变肥了的臀部把裤子给撑破了，所以我又不得不换上我那肥肥的GAP短裙。当我们都聚在酒店楼下的酒吧里时，出口民调[18]显示我们快要拿下了——克里的支持率领先。经历了这么多，这真的是一大慰藉。于是我们开始庆祝，开始喝酒。

　　一杯又一杯。就在我们正享受可能是真正快乐的时光时，剧情大反转。俄亥俄州的投票情况很糟糕。酒吧的一台电视机里正播着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节目，形势发展越来越奇怪，越来越让人惊慌。我们一致认为需要上楼清醒一下——以防万一。

　　不幸的是，我们大受打击。有人甚至在电梯间往钱包里呕吐了。我们大喝之后不到几个小时，就又都回到电脑旁，开起了电话会议，计划约翰·克里要在法纳尔大厅（Faneuil Hall）进行的败选演说。我想我们当时还算幸运，这个地方恰好能给我们用，因为我不知道克里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进行这次演说。但我们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多幸运。

　　第二天，波士顿秋高气爽，是你能想象出的好天气，我也克制我自己尽量不要一直哭。我们都坐在一排，听记者们说着一些很讨厌的话：“他们的竞选是最差的”“约翰·克里要是不这么高冷的话，也许他还有希望”“我是说，他们口号真的太多了。”结果是乔治·布什将连任四年。竞选团队中的一个人终于忍不住转过身，叫这些记者闭嘴。

　　我从波士顿回到华盛顿特区家里时，发现有人撞了我停在公寓外面的车。肇事者留了一张纸条，写下了她的电话号码。是个好人。我打过去，接通到语音留言：“嗨！如果你收到这条语音信息，说明我正在外面庆祝乔治·布什连任！给我留言吧。”

　　我挂了电话。我并没有那么需要换新的大灯。

　　* * *

　　四年后，我坐在芝加哥的办公桌前，在大选夜倒计之时，回忆当年那次不一样的大选（除了那次说我“令人讨厌”的评论外，当然这我也挺过来了）。我们的活动将在室外的芝加哥格兰特公园举行，即使是十一月，天气还是异常地好——晴，将近24度。我心不在焉地摆弄着办公桌上的东西，查查邮件，做做清单、列表。我担忧奥巴马之后在做提名演讲或败选演讲时可能会下雨，我觉得一般当我带了雨衣，就不会下雨，但当时我又觉得在大选日期间半路跑去买雨衣只为确保我们的候选人获胜，这样会显得很愚蠢。最后我只能选择迷信了，去了趟乐斯菲斯店（North Face）。

　　等我回到办公室时，整个团队的人都不在了。

　　我非常生气。他们会在干什么呢？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大白天喝酒？我有多少次告诉过他们那个往钱包里呕吐的故事？（我发誓绝不是我）我越来越生气——气的不是他们除了干等没别的事可做而跑了出去，而是因为他们这么做是不吉利的。事实上，他们才离开一个小时左右，但如果你坐在办公桌前“不看”出口民调，不管多久都会让你觉得很漫长，而且这时才下午1点。

　　等他们都回来时，我也准备好严厉地批评他们——但他们给我带了一件礼物：一张很搞笑的照片，是我和奥巴马坐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街角，手里拿着奥巴马给我的一张手写的纸条，都定格在一个画面里。

　　随着夜幕降临，大家开始用租来的电轨车载着支持者们和工作人员去芝加哥格兰特公园——当时沿湖快车道不让通别的车，我们便找到了这么喜庆的交通方式。我一直跟团队说我稍后追上他们；我觉得我可能是紧张得快要昏过去了。我是我们那一层楼上剩下的最后一个人。最后，戴伊和我的好朋友杰茜卡·赖特（Jessica Wright）——杰茜卡也是我们团队的——上来找我，劝我走，她们不会在投票结果揭晓时让我一个人待着。而且不管四年前发生了什么，很显然，我一个人也不可能毁掉整个团队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