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爱人 第二季》：一场介于真假之间的旁观游戏(2)

　　这种愤怒感，通过上面的分析，实际是一种明明是“我在看”，但实际自己是被牢牢控制的支配感。当下学术研究往往用“数字劳动”以及其毗邻的“情感劳动”“情感消费”等术语称呼这一过程。我们用一个相对完整的定义来表示数字劳动这一概念。按照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其《数字劳动与卡尔·马克思》（Digital Labor and Karl Marx）的论述，“数字劳工是电子媒介生存，使用以及应用这样集体劳动力中的一部分，他们不是一个确定的职业，他们服务的产业定义了他们，在这个产业中，他们受资本的剥削。”但这一观点实际仍旧相当模糊，并且极易导致概念的泛化，仿若我们在互联网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潜在包含被剥削的过程——毕竟，我们就算只在微博里点点赞，都在成为企业创收的一部分。因此，亚历桑德罗·甘迪尼（Alessandro Gandini）才发出“数字劳动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吗”的质疑。

　　因此，根据对“有无剧本”综艺的定义，我们需要对数字劳动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补全，并真正探究无剧本的价值何在。实际上，回顾文化研究的过往，综艺节目在阿多诺笔下更多作为“文化工业产品”的方式出现。这是一种极为精英视角的看法，认为人们被各种工业性质的文化产品俘虏、愚化乃至操控。这是文化视角对于数字劳动的重要解释，其观点至今被诸多学术研究所使用。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阿多诺的观点基于二战及之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背景，在那时，人们的文化生活尚且属于福柯笔下的“规训社会”模式——福柯曾说如果自己之前看过阿多诺的作品，便绝不会再论述规训社会这一话题。

　　在这种模式下，人们的生活被标准化为一个又一个样式，细微的个体能够非常容易地归属于某个更大的整体之中。譬如在那时只有广播电视，人们固定时间只能收看或收听固定节目，因而同样一台节目能够虏获更多数群体。但情势发展至现在已然相当不同，社会呈现独异性趋势，人们对某一时刻选择什么文化娱乐产品有着相当大的自由，不同人对于信息的接受有着一定的茧房效应，而这基本不可能使得规训这一过程发生。晚年德勒兹在接受采访时使用“控制社会”代替规训社会，认为文化产品引导人们进行数字劳动的基本方向不变，但资本操控的手段变成了每个人私人订制版的“控制”，流量逻辑需要浸入每个个体之中，毛细血管般地发挥作用。而这就强调了对个体行动引导的作用，就像我们对待某一热播剧的习惯操作：看完剧本身习惯性找热搜、翻豆瓣、刷短视频集锦、看公众号。种种主动的交互行动，才真正构成了一种数字劳动。

　　所以，问题实际在于交互：数字劳动产生愤怒感，其实因为一切行为都是看似“我主动”，但实际却是“我被动”的愚弄。而“无剧本”则实际站在了它的对立面——可以说，它实现了一种更本真的“交互”。在《再见爱人》中，人们实际无法用一种理所当然的模式享受综艺带来的快感，种种意外成为了主旋律。张婉婷的发疯与宋宁峰的沉默，让节目笼罩在一层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的危机之下。尽管节目用精致的画面、百万金句等手段努力让氛围维持在平缓与和谐，但这种和谐却产生了有趣的错位——危机像镶嵌在节目中的“内在他性”（internalotherness），它一次又一次爆发，人们也就愈加从和谐中抽离出来，由此被迫思考这档节目到底想“表达什么”。第九期中杨迪的尴尬正是这种交互的具象化，代表杨迪常见人设的“幽默”“暖场王”等特质的失效使其频频垂头丧气，而这也是断裂的断裂时刻——当杨迪都不能拯救一对婚姻，婚姻中到底需要什么、意义何在，也就不可避免突破第四堵墙，被抛在观众一侧。

　　于是，综艺之“真”的效果，在超越节目叙事的层面，在节目与观众互动的层面产生了。“真”不是节目效果之真，而是互动之真，是观众与节目所建立的正向关系。而制造这一关系核心所在的“危机”正是节目组“无剧本”策略才能够产生的：节目组允许录制和剪辑中存在意外。有些吊诡却恰恰有趣的却又在此，当综艺不再追求环环相扣与实现某种意义时，当综艺显得不像综艺之时，它才可能真正从某种数字劳动的陷阱中挣脱出来，建立与观众积极主动的交往关系。

　　延续无剧本的讨论，节目组的另一设定也变得别有韵味。不难发现，节目实际提供了两个观看版本，其一是正常版本，其二则是沉浸版。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存在着一个阵容庞大的“观察团”。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理解观察团：三对夫妇的旅行被剪辑完毕后被送给观察团观看，观察团对嘉宾表现的评论一同被剪入最终版本中，并且每一期的后半段都是观察团的总结与讨论。而“沉浸版”则忠于三对夫妇的故事，没有观察团加入。可以说，选择观察团是否介入节目，实际上也就构成了观众选择与节目交互的方式问题，也即关于“交互的交互”这一二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