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冲洗着一切，许多东西在时间的冲洗下渐渐消失；但好的音乐却不会消失，它依然感动着我们，刺激着我们麻木已久的神经。让我们暂时中断日常生活的柴米油盐，在歌声明媚的春天里大声嘶喊：我是否真的一无所有？这种近乎悲壮的嘶喊扯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另一面，后来的文学史把某些歌词收入其中，正表明了这种歌唱的意义与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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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当身穿绿军装的崔健站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第一次发出“一无所有”的呐喊时，台下的观众不由自主地应和着，这是中国摇滚乐对公众的第一次亮相。虽然在这以后，主流话语系统对摇滚或明或暗地排斥、拒绝，认为它是非理性的，低级原始的音乐，是噪音污染。但无法更改的事实是，崔健与他的音乐被许多人接受了，“我们内心的许多的音乐，刚刚被开掘出来。”（某歌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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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年轻的崔健打开了中国摇滚这个潘多拉的盒子，他就成了一种新兴文化及其意识的象征。崔健的每次改变，都是意味深长且引人注目的。崔健的音乐创作大胆而富有独创性，抛弃了一般流行歌曲的格式化，而以一种先锋的姿态冲击人们的耳膜。在崔健的音乐中，中国固有的传统乐器，诸如唢呐、古筝、笛子、箫等与吉他、萨克斯、电子琴以及西方的打击乐器融为一体，展现了一种富有弹性的效果。让沉迷于靡靡之音的我们领略到异端的呐喊，从此我们知道音乐可以这样“乱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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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十余年以后，摇滚似乎已成为昨日黄花。在崔健以后，我们又耳闻目睹了“黑豹”、“眼镜蛇”、“唐朝”、“呼吸”、“指南针”等乐队的潮起潮落。真正的摇滚体现了一种“革命的声音”，可惜摇滚发展到今天却没有重视自己的革命性，过多地趋向媚俗，趋向甜蜜蜜的流行音乐。而且今天的摇滚歌手不再重视音乐的本质，仅以古怪衣着、粗鲁的言行、吸烟酗酒等外在形式招摇世间，哗众取宠；今天的摇滚不再先锋，而是从重金属的精神革命到开始玩弄精神，再到彻底走向欲望化，在它惊天动地的喊声中，日益平面化地消失在它的万千歌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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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崔健时代的歌手打破了崔健以革命话语填充起来的神话库，其音乐文本较少对于正统话语的挪用和高度政治向心性的寓指，而是以对迷宫体验的艺术再现完成了对于摇滚父权的挑战，譬如张楚的反爱情创作与窦唯的“梦”母题系列。然而崔健仍在继续他的精英主义抒写，1991年，他推出了专辑《解决》。客观地说，《解决》在音乐上比《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有了更深入的探索，崔健在电子乐器的喧哗中追求着一种简单、朴实的现场感。但《解决》却没有像《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样获得成功，也许能与大多数中国人的音乐眼光亲切应和的还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智识者的彻悟永远是智者本人的寂寞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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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红旗下的蛋》成为崔健最后一次的摇滚理想的绝唱，但这最后一次的绝唱更无人喝彩。正如崔健唱的那样：“现实象个石头/精神象个蛋/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妈妈仍然活着/爸爸是个旗杆子/若问我们是什么/红旗下的蛋。”尽管崔健依然活着，但大众已离他远去。《红旗下的蛋》并非一个呱呱坠地、天真无邪的婴儿，并非一次“热热闹闹、胡涂乱抹”的艺术实验与风格游戏，而是一片“苍老的浮云”，一个音乐精英在世纪末的回光返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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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崔健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依然让我感动，依然让我沉醉其中；这是真正能表达出整整一代人心声的音乐，可以说“中国摇滚乐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现代青年的心灵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崔健的出现是一种象征。他以摇滚的方式体现了反抗的精神，他没有仇恨，没有虚伪，没有冷漠，他惟一的目的就是宣泄一种对自我人生价值，对自我生存状态的理解和领悟。《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还因其飞扬跋扈的少年心性及黄袍加身的时代背影，而机遇性地具备了深夜灯盏般的象征意味，从而成为一个时代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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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崔健的摇滚里，我可以体会到那种迷惘、激情、使命感；它质朴强烈而又不失细腻的味道让人回味不已。我把崔健的声音放至最大，在满室的摇滚呐喊里尽情聆听反叛者的宣泄与倾诉，时而亮丽时而低沉，时而高亢时而温柔，摇滚——是上帝的声音。摇滚乐是一种“问题音乐”，但今天的摇滚却将“问题”悬在半空中，但问题依然存在，并昭示着在世俗生活享受的背后存在着一个可怕的精神黑洞。孤儿般地流浪，漂泊感依然存在，今天摇滚却对此沉默不语，反抗现实的摇滚渐渐成为绝响。一个迎合大众、迎合时代的摇滚音乐开始登台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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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崔健的摇滚，感慨极深。庸常的日子如流水一样驶过，人生有时变得艰难与粗陋；然而有了摇滚的呐喊，我们又发现血仍然是热的，青春依然是美好的。我知道“寄托中国年轻人的渴望与梦想的摇滚”已渐渐远去，但崔健的背影却有如一道长长的影子，永远地伴随着那一段激情岁月让我怀念，让我感动。“一颗流弹打中我的胸膛，刹那间往事涌在我的心上，只有泪水没有悲伤。”这是崔健在《最后一枪》里唱的，据说是为1989写的，又据说是为中越战争死难者写的。阐释是别人的事，只有崔健的摇滚依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