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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语类·卷七十四·易十(4)


  问:“‘易则易知’,先作乐易看,今又作容易,如何?”曰:“未到乐易处。”砺曰:“容易,如何便易知?”曰:“不须得理会‘易知’,且理会得‘易’字了,下面自然如破竹。”又曰:“这处便无言可解说,只是易。”又曰:“只怕不健,若健则自易,易则是易知。这如龙兴而云从,虎啸而风生相似。”又曰:“这如‘鸿毛之遇顺风,巨鱼之纵大壑’,初不费气力。”又曰:“简便如顺道理而行,却有商量。”
  “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惟易则人自亲之,简则人自从之。盖艰阻则自是人不亲,繁碎则自是人不从。人既亲附,则自然可以久长;人既顺从,则所为之事自然广大。若其中险深不可测,则谁亲之?做事不繁碎,人所易从;有人从之,功便可成。若是头项多,做得事来艰难底,必无人从之。□。
  只为“易知、易从”,故“可亲、可久”。如人不可测度者,自是难亲,亦岂能久?烦碎者自是难从,何缘得有功也?谟。
  “易系,解‘易知、易从’云知则同心,从则协力,一于内故可久,兼于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则人皆可以同心;既易从,则人皆可以协力。‘一于内’者,谓可久是贤人之德,德则得于己者;‘兼于外’者,谓可大是贤人之业,事业则见于外者故尔。”谟。
  萧兄问“德、业”。曰:“德者,得也,得之于心谓之德。如得这个孝,则为孝之德业,是做得成头绪,有次第了。不然,泛泛做,只是俗事,更无可守。”盖卿。
  德是得之于心,业是事之有头绪次第者。方子。
  黄子功问:“何以不言圣人之德业,而言‘贤人之德业’?”曰:“未消理会这个得。若恁地理会,亦只是理会得一段文字。”良久,乃曰:“干坤只是一个健顺之理,人之性无不具此。‘虽千万人,吾往矣’,便是健。‘虽褐宽博,吾不惴焉’,便是顺。如刚果奋发,谦逊退让亦是。所以君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刚强,健之理如此。至于‘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非是巽懦,顺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当;施之不当,便不是干、坤之理。且如孝子事亲,须是下气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须是立朝正色,犯颜敢谏;若用顺,便是阿谀顺旨。中庸说‘君子而时中’,时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文蔚曰:“通书云:‘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此一句说得亦好。”先生点头曰:“古人自是说得好了,后人说出来又好。”徐子融曰:“上蔡尝云:‘一部论语,只是如此看。’今听先生所论,一部周易,亦只消如此看。”先生默然。文蔚。
  “‘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杨氏‘可而已’之说亦善。”又问:“不言圣人,是未及圣人事否?”曰:“‘成位乎其中’,便是说抵着圣人。张子所谓‘尽人道,并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则尽人道,非圣人不能。程子之说不可晓。”按:杨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故为贤人之德、业。”本义谓:“法干坤之事,贤于人之‘贤’。”□。
  “易简理得”,只是净净洁洁,无许多劳扰委曲。端蒙。
  伯丰问:“‘成位乎其中’,程子张子二说孰是?”曰:“此只是说圣人。程子说不可晓。”□。
  △右第一章
  “圣人设卦观象”至“生变化”三句,是题目,下面是解说这个。吉凶悔吝,自大说去小处;变化刚柔,自小说去大处。吉凶悔吝说人事变化,刚柔说卦画。从刚柔而为变化,又自变化而为刚柔。所以下个“变化之极”者,未到极处时,未成这个物事。变似那一物变时,从萌芽变来,成枝成叶。化时,是那消化了底意思。渊。
  “刚柔相推”,是说阴阳二气相推;“八卦相荡”,是说奇耦杂而为八卦。在天则“刚柔相推”,在易则“八卦相荡”。然皆自易言。一说则“刚柔相推”而成八卦,“八卦相荡”而成六十四卦。□。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忧虞之象;变化者,进退之象;刚柔者,昼夜之象。”四句皆互换往来,乍读似不贯穿。细看来,不胜其密。吉凶与悔吝相贯,悔自凶而趋吉,吝自吉而趋凶;进退与昼夜相贯,进自柔而趋乎刚,退自刚而趋乎柔。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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