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与做人

　　做文可，做人亦可，做文人不可

　　向来在中国文人之地位很高，但是高的都是死后，在生前并不高到怎样。我们有句老话，叫做“词穷而后工”，好像不穷不能做诗人。辜鸿铭潦倒以终世，我们看见他死了，所以大家说他是好人，而予以相当的同情，但是辜鸿铭倘尚活着，则非挨我们笑骂不可。我们此刻开口苏东坡，闭口白居易，但是苏东坡若活着，则非挨我们笑骂不可。苏东坡生时贬流黄州，大家好像好意迫他穷，成就他一个文人，死后尚且一时诗文在禁。白居易生时，妻子就不大看得起他，知音者只有元稹、邓鲂、唐衢几人。所以文人向例是偃蹇不遂的。偶尔生活较安适，也是一桩罪过。所以文人实在没有什么做头。我劝诸位，能做军阀为上策；其次做官，成本轻，利息厚；再其次，入商，卖煤也好，贩酒也好。若真没事可做，才来做文章。

　　文人与穷

　　我反对这文人应穷的遗说。第一，文人穷了，每好卖弄其穷，一如其穷已极，故其文亦已工，接着来的就是一些什么浪漫派、名士派、号啕派、怨天派；第二，为什么别人可以生活舒适，文人便不可生活舒适?颜渊在陋巷固然不改其忧，然而颜渊居富第也未必便成坏蛋；第三，文人穷了，于他自己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在他人看来很美，死后读其传略，很有诗意，在生前断炊是没有什么诗意的，这犹如我不主张红颜薄命，与其红颜而薄命，不如厚福而不红颜。在故事中讲来非常缠绵凄恻，身历其境，却不甚妙。我主张文人也应跟常人一样，故不主张文人应特别穷之说。这文人与常人两样的基本观念是错误的，其流祸甚广，这是应当纠正的。

　　我们想起文人，总是一副穷形极相。为什么这样呢?这可分出好与不好两面来说。第一，文人不大安分守己，好评是非，人生在世，应当马马虎虎，糊糊涂涂，才会腾达，才有福气，文人每每是非辨得太明，泾渭分得太清。黛玉最大的罪过，就是她太聪明。所以红颜每多薄命，文人亦多薄命。文人遇有不合，则远引高蹈，扬袂而去，不能同流合污下去，这是聪明所致；二则，文人多半是书呆，不治生产，不通世故，尤不肯屈身事仇，卖友求荣，所以偃蹇是文人自招的。然而这都还是文人之好处。尚有不大好处，就是文人似女人。第一，文人薄命与红颜薄命相同，我已说过；第二，文人好相轻，与女人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世上没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个美人走出来，女性总是评她，不是鼻子太扁，便是嘴太宽，否则牙齿不齐，再不然便是或太长或太短，或太活泼，或太沉默。文人相轻也是此种女子入宫见妒的心理。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一个文人出一本书，便有另一文人处心积虑来指责。你想他为什么出来指责，就是要献媚，说你皮肤不嫩，我姓张的比你嫩白；你眉毛太粗，我姓李的眉毛比你秀丽。于是大家争营对垒，成群结党，一枪一矛，街头巷尾，报上屁股，互相臭骂，叫武人见了开心，等于妓院打出全武行，叫路人看热闹。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谩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第三，妓女可以叫条子，文人亦可以叫条子。今朝事秦，明朝事楚，事秦事楚皆不得，则于心不安。武人一月出八十块钱，你便可以以大挥如椽之笔为之效劳。三国时候，陈孔璋投袁绍，做起文章骂曹操为豺狼，后来投到曹家，做起檄来，骂袁绍为蛇虺。文人地位到此已经丧尽，比妓女不相上下，自然叫人看不起。

　　三所谓名士派与激昂派

　　我主张文人亦应规规矩矩做人，所以文人种种恶习，若寒，若懒，若借钱不还，我都不赞成。好像古来文人就有一些特别坏脾气，特别颓唐，特别放浪，特别傲慢，特别矜夸。因为向来有寒士之名，所以寒士二字甚有诗意，以寒穷傲人；不然便是文人应懒，什么“生性疏慵”，听来甚好，所以想做文人的人，未学为文，先学疏懒（毛病在中国文字“慵”、“疴”诸字太风雅了）。再不然便是傲慢，名士好骂人，所以我来骂人，也可成为名士。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都不是好习气。这里大略可分为二派：一名士派，二激昂派。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大概因为文人一身傲骨，自命太高，把做文与做人两事分开，又把孔夫子的道理倒栽。不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而是既然能文，便可不顾细行。做了两首诗，便自命为诗人，写了两篇文，便自诩为名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他已不是常人了，他是一个文豪，而且是了不得的文豪，可以不做常人。于是人家剃头，他便留长发；人家纽纽扣，他便开胸膛；人家应该勤谨，他应该疏懒；人家应该守礼，他应该傲慢，这样才成一个名士，自号名士，自号狂生，自号才子，都是这一类人，这样不真在思想上用功夫，在写作上求进步，专学上文人的恶习气，文字怎样好，也无甚足取。况且在真名士，一身潇洒不羁，开口骂人而有天才，是多少可以原谅，虽然我认为真可不必。而在无才的文人，学上这种恶习，只令人作呕。要知道诗人常狂醉，但是狂醉不是诗人，才子常风流，但是风流未必就是才子。李白可以散发泛扁舟，但是散发者未必便是李白。中外名士每每有此种习气，像王尔德一派便是以大红背心炫人的，劳伦斯也主张男人穿红裤子、红背心。红裤子原来都是一种愤世嫉俗的表示，但是我想这都可以不必。文人所以常被人轻视，就是这样装疯，或衣履不整，或约会不照时刻，或办事不认真。但健全的才子，不必靠这些阴阳怪气作点缀。好像头一不剃，诗就会好。胡须生虱子，就自号为王安石，夜夜御女人就自命为纪晓岚。为什么你本来是一个好好有礼的人，一旦写两篇文章，出一本文集，就可以对人无礼。为什么你是规规矩矩的子弟，一旦做文人，就可以诽谤长上，这是什么道理?这种地方，小有才的人尤应谨慎，说来说去，都是空架子，一揭穿不值半文钱。其缘由不是他才比人高，实是神经不健全，未受教训，易发脾气。一般也是因为小有才的人，写了两篇诗文，自以为不朽杰作，吟哦自得，“一事惬当，一句清巧，神厉九霄，志凌千载，自吟自赏，不觉更有旁人。”彼辈若能对自己幽默一下，便不会发这神经病。

　　名士派是旧的，激昂派是新的。这并不是说古昔名士不激昂，是说现代小作家有一特别坏脾气，动辄不是人家得罪他，便是他得罪人家；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得罪他。再不然，便是他欺侮人家，或人家欺侮他，而由他看来，大半是人家欺侮他。欺侮是文言，白话叫做压迫。牛毛大一件事，便呼天喊地，叫爷叫娘，因为人家无意中得罪他，于是社会是罪恶的，于是中国非亡不可。这也是与名士派一样神经不健全，将来吃苦的，不是万恶的社会，“也不是将亡的中国!”而是这位激昂派的诗人自身。你想这样到处骂人的人，就是文字十分优美，有谁敢用，所以常要弄到失业，然后怨天尤人，诅咒社会。这种人跳下黄浦，也于社会无损。这种人跳下黄浦，叫做不幸，拉他起来，叫做罪过。这是“不幸”与“罪过”之不同。毛病在于没受教育。所谓教育，不是说读书，因为他们书读得不少，是说学做人的道理。